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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年來利布斯·伍茲(Lebbeus Woods)都過得很寂寞。

　　上世紀90年代早期，這位反叛的紐約建筑師創作了一系列晦暗而憂郁的作品，這令他在學生和學術界中間成為一個異端形象。作品內容為戰后的城市廢墟中布滿面目奇異的寄生結構的不詳景象，試圖描繪一個永遠處于戰爭狀態之中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之中，建筑師的責任是為被社會驅逐的成員營造安身之所。

　　此后，伍茲自成一類，放逐了自己。

　　建筑業在今天是一門大生意。在他的大多數朋友和同事已經放棄了他們的幻想城市轉而追尋商業價值的時候，伍茲卻對此視而不見，繼續在自己偏安鬧市一隅的蝸居中的狹小的繪圖桌上伏案工作，這位孤獨的苦行僧形象的設計師孜孜不倦地營造出抽象的建筑幻想，其中一部分目前正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the Museum of Modern Art）的“夢境”（Dreamland）系列展上陳列著。

　　一些人質疑他的選擇是否明智。（這些虛幻的設計方案定不能讓伍茲錦衣玉食。）但這位建筑師事實上現在獨自固守的東西過去大約十年間都在強調建筑職業領域里的一種不安變化。建筑設計在拋棄了幻想元素之后更注重實用主義方面，因此這個行業已丟失了部分進行自我批評的能力，更奢談最有價值的想象力工具之類的東西。

　　在剛剛逝去的歲月中，世界上許多偉大的建筑天才都器宇軒昂，似乎現實中的建筑都不堪入眼。上世紀60年代，意大利佛羅倫薩的超級工作室（Superstudio）和倫敦的建筑格蘭（Archigram）都在設計旨在震撼當時建筑界現狀的城市想像圖。這些項目包括移動的機械化的城市和在山脈和荒漠延綿的巨大的鏡面結構，在當時對于專業的主流建筑界是一種強烈的抨擊，在先鋒建筑師看來，主流意味著缺乏想象力。

　　在上世紀90年代早期，當我還是紐約的一名建筑學生的時候，我和同伴們所敬仰的建筑師大多屬于在競標中落敗而出名的一類，對于我們來說，落敗只不過表明他們的設計對文化機構來說太過激進、太大膽了。

　　這并不僅僅是年輕的理想主義。如果能從世俗的諸如預算、客戶和規劃法案等職業考慮超脫出來，這些建筑師創造出的作品定能具備審美意義上的創造價值和犀利的社會評論價值。并且他們的設計具備廣泛的影響力，被尋求在現實世界實現自己理想的年輕建筑師所仔細效仿。

　　已年滿68歲的伍茲先生正是當年建筑潮流的標準固定成員。在上世紀90年代早期他出版了已系列震撼的設計圖稿，嘗試探索建筑與暴力之間的交叉點。首當其沖的便是柏林自由區項目（Berlin Free-Zone project）,設計緊接著柏林墻的倒塌完成，其構想被作為一種社會動蕩年代也為創作自由提供了機會的闡釋。

　　進攻性的機械狀結構——其鋼鐵外表類似戰爭殘骸——被植入被遺棄的建筑廢墟，這些建筑的一側就是柏林墻曾經的死亡地帶。建筑的外觀被故意設計成難以分辨的怪異形狀，根本就不適合居住————這是將典型的中產階級（bourgeois）摒棄的一個策略。“你不能把你的舊習慣帶到這兒來，如果你想入伙，必先洗心革面。”他警告說。

　　一些評論家對該設計的冷血景象進行了指責。但該設計其實顛覆了冷戰時期的現代主義思潮。在上世紀50年代，美國建筑師都在努力地為建造一個和平年代的天堂而對戰時軍備產品進行改造。其結果之一是，設計思想僵化的郊區擴建項目泛濫。而與之相反，伍茲先生從來就不是烏托邦化的人。其建筑圖稿所演繹的社會似乎布滿裂縫。他設計的反光的隔離艙被保護起來以對抗周圍的雜亂，似乎是專為被放逐者、叛逆者、異教徒以及夢想家這樣的社會弱勢人群設計的庇護所。

　　這一構想在他1993年因受波黑戰爭的刺激而創作的一系列圖稿中得到了極端體現。受科幻連環畫的啟發，這些手稿中遍布著扭曲的電纜線、崩潰的建筑物以及飛濺的鋼筋碎片。這些草圖似乎是對現代主義者對于未來烏托邦世界的信仰的一次嘲弄。它們黑暗憂郁的氣氛暗示了一個處于無窮盡生存掙扎中的世界。

　　但在上個千禧年快結束之際事情開始發生改變。高端建筑突然間變成了價格不菲的商品。像丹尼爾·里伯斯金（Daniel Libeskind）和雷姆·庫哈斯（Rem Koolhaas）這些原本被認為是象牙塔內的建筑師，突然積極投身于文化精英機構、主流開發商和財團委托的商業建筑項目之中。

　　伍茲先生身材高大魁梧，時不時喜歡抽上一支雪茄。他絲毫沒有掩飾自己對這種新現實的鄙夷。“如今的大型公司都自命為全人類的贊助人，”最近他在總結時局時這樣對我說道。“現在連埃克森-美孚公司（Exxon Mobil）都在大打生態保護廣告。建筑業也是其中一部分。生意而已。”

　　他論證中的要點很難反駁：建筑業總是需要一個完全超脫自我審查的空間，但這個空間并不存在于建筑師與客戶時常充滿爭執的交易中。例如，我們中的大多數都還記得1997年發生在荷蘭建筑大師庫哈斯身上的事情，當時他正競標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的一個大型擴建項目。由于故意忽視了博物館的內部權力斗爭，在設計方案中他輕率地強調了博物館的社團議程。結果，一位狂怒的董事立刻讓他出局。

　　隨著大批建筑物開始以成熟的市場形態出現，這種設計中能消除任何威脅性因素的壓力在近些年有增無減。曾經將自己定義為反叛者的建筑師如今開始為超級富豪們設計奢華的住宅大樓。

　　然而，受到這一潮流影響最大的可能還是年輕一代建筑師。由于成長于一個工作機會不可拒絕的時代，這些建筑師常常渴望能不顧一切地進行建筑設計。他們對電腦軟件的熟練運用也使得他們能輕易地批量創作出誘人的但不能揭示社會真相的設計方案。

　　正如伍茲先生所說的：“隨著自由民主政治和放任政策資本主義（laissez-faire capitalism）的成功，對話逐漸結束。每個人都想建造大樓，這令留給某一類型建筑的空間越來越小。”

　　在業界同仁繼續承接更大的利潤更豐厚的商業項目的同時，伍茲先生的作品也變得越來越抽象。1999年，他開始了一項系列設計工作，該系列中采用斷裂平面，旨在反映在地震中發生的斷層現象。“我的觀念是造成大災難的罪魁禍首并不是自然本身，而是人類。這些建筑透視圖意在表達一種思考正常地質事件的新方法。”

　　著名建筑師史蒂文·霍爾（Steven Holl）是他的一位好友，去年聘請伍茲為中國成都的一個大型項目（來福士廣場）設計一個亭子。這是一個高聳的由十字交叉的橋梁和坡道組成的建筑結構，該項目是與伍茲先生建筑構想最接近的一次具體實現：一個密集的皮拉內西式（Piranesian，18世紀意大利建筑師、藝術家）空間，在這個空間中，人們可以爬到頂端俯視新中國的都市擴張景象。

　　“我對生活在一個幻想世界中不感興趣。”伍茲先生這樣告訴我，“我所有的作品其實都試圖再現種種真實的建筑空間。我感興趣的是，假如我們擺脫了常規的束縛，我們的世界將呈現出什么景象。或許我能展示我們在另一套不同規則生存下將會發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