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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次從頭到尾，從上到下，從總體層面到詳細規劃，一直采取公共參與的方式是史無前例的”

　　北川，中國唯一的羌族自治縣，坐落在天府之國四川西北一隅。2008年5月12日，突如其來的汶川大地震使北川瞬間夷為平地，北川中學花季學生的死亡令舉國公民動容。

　　2008年5月22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視察北川災情時，站在縣城外的高地上說：“我們要再建一個新北川。”

　　同年11月16日，在聽取新縣城發展目標匯報時，溫家寶提出北川新城規劃要堅持“安全、宜居、特色、繁榮、文明、和諧”的十二字方針，努力把北川新縣城建成“汶川特大地震災后重建的標志、抗震救災偉大精神的標志和羌族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的標志”。

　　日前，四川省政府批復了由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下稱中規院）設計的《北川羌族自治縣新縣城災后重建總體規劃》（下稱總體規劃）。

　　總體規劃確定了新縣城建設的三個階段：2008~2010年的重點是安置人口、恢復功能、啟動園區；2011~2015年的重點是集聚人口、完善功能、彰顯特色；2016~2020年的重點是提升地位、拓展功能、服務周邊。

　　“基于原有的地質條件，北川不再適宜就地重建。”中規院副總規劃師朱子瑜告訴《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北川新城選址確定為原四川省安縣安昌鎮以東約兩公里處，距離老縣城約23公里。就北川重建規劃事宜，中規院總規劃師楊保軍日前接受了《瞭望》新聞周刊的專訪。

　　史無前例的公共參與

　　《瞭望》：中規院作為城市規劃設計的“國家隊”，承擔這次設計任務與以往有何不同？

　　楊保軍：以往的設計是在正常狀態下的設計，而這次設計是非常態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中規院也參與了唐山災后重建的規劃，積累了相應經驗，但畢竟時間久遠。時代與規劃設計模式都發生了巨大變化。

　　首先是國家體制發生了改變，唐山地震時是計劃經濟時代，住房由國家提供，為受災群眾重建住房只需按照一個標準，這樣的標準可以使建筑物迅速得以重建；其次，唐山地震集中發生于城市，而“5·12”地震覆蓋面較廣，包括城鎮、農村，事實上是一個區域的規劃設計；另外，發展階段不同，國家經濟實力、部門的動員能力都比過去要強。總之，就承擔的任務來看，唐山地震時是國家統一行動，而這次既有國家自上而下的動員，也有自下而上的志愿參與。

　　《瞭望》：為什么選定中規院來完成規劃？

　　楊保軍：中規院作為建設部唯一直屬的規劃設計研究院，歷來要承擔建設部的一系列指定性任務，其中一項重要工作就是援助貧困落后地區的規劃，對于這些貧困地區，中規院有責任也有義務去幫助他們。

　　中規院作為國家規劃設計院，在很多方面可以被視為中國規劃行業的代表，它的取向和行動具有表率作用。在這次救災中，中規院在李曉江院長帶領下體現了規劃師團體應有的責任感。雖然災后大量的規劃任務與原有的工作存在沖突，但中規院沒有任何人有怨言，這體現了規劃師們的社會責任感與職業尊嚴。

　　《瞭望》：中規院這次規劃的重點與難點在哪里？

　　楊保軍：中規院這次規劃重點要解決兩個問題：重建城鎮的生存和發展。既要從安全角度考慮城市的生存，也要從發展角度來考慮城市的發展。村民生產資料也就是農田往往被泥石流所吞沒，他們沒有了謀生手段，這就要求城鎮規劃要著眼居民生活的改善與城鎮進一步的發展。事實上，新城市將以第二產業、第三產業作為城市的新的經濟生長點。

　　《瞭望》：你們以什么樣的方式了解當地民眾的心愿和訴求？

　　楊保軍：從選址開始，無論是從科學性、合理性、安全性的角度還是從技術性角度，我們都有一套可行的工作方法，但是當地居民是否能接受，是更為關鍵的問題。所以，一開始我們就采用問卷調查方法，調查顯示超過90%的當地居民希望能夠住到更安全的地方，也就是同意中規院異地重建的方案。在確定重建規劃的過程中，每一步我們都尊重當地居民的意愿、征詢當地居民的想法。為此專門成立了工作小組，采取問卷方法與當地居民進行面對面地溝通。以前，公共參與方面也有推進，但是像這次從頭到尾，從上到下，從總體層面到詳細規劃，一直采取公共參與的方式是史無前例的。

　　重建規劃中的爭論

　　《瞭望》：聽說北川新縣城是災區唯一異地重建的城鎮。

　　楊保軍：北川災情比較嚴重，我們在北川考察以后發現北川不適合在原地重建。北川老縣城在50年代選址的時候是有問題的，當時限于各種原因，包括行政區劃的調整和天然的地理條件，北川縣城建在了兩條斷裂帶交匯的地方，其選址蘊含著風險。同時，交通不便利，發展前景也不大，當地居民也早就意識到這個問題。

　　（在重建規劃中）專家們基于不同考慮，提出了不同意見，其中原地重建的呼聲較高，他們的論據是日本、中國臺灣都傾向于原地重建，也列舉了一些原地重建的好處。

　　但是我有不同的看法，中國臺灣、日本的做法有些值得我們學習，但不是所有的做法都要學。

　　每個國家和地區在選擇災后重建路徑上，都應立足于當地的資源環境條件。世界上有許多經常發生地震的國家和地區，美國的災后重建就和日本、中國臺灣不同。

　　中國臺灣和日本由于地理環境都是島，稀缺的土地資源使災后重建的選址余地較小。美國的條件則有不同，如果一地發生地震，往往選擇在另一更安全的地方施以重建。

　　所以要根據自身資源條件來確定對策。基于這一點，我認為如果能夠從大的空間來合理配置資源、合理安排我們災后重建的投資以及人口分布，就更為有利。

　　《瞭望》：北川中學是如何規劃的？

　　楊保軍：我們就整體規劃征求居民意見的過程中，一個女同志見到我們就哭了，她的孩子在地震中喪生。她說，她沒有別的要求，只希望能夠把學校蓋得安全，讓孩子們安安心心地讀書。

　　在新城規劃過程中，安全問題是放在首位的。原來的設防標準偏低，國家規定災后重建統一按照7度抗震標準設防，學校、醫院等重要公共設施則按照8度標準，在這方面，其實是借鑒了日本的做法。如今北川中學的選址已經確定，其選址是精心規劃的，是一個對各方面來講都是適宜的地址。

　　“貪大是我們堅決要反對的”

　　《瞭望》：如何在新縣城的建設中保持羌族的文化特色？

　　楊保軍：重建中，我們要傳承羌族的文化，體現其特色，這一點是確定的。但是如何體現羌族的文化特色，則有待進一步思考與確定。有人認為羌族建筑特點是碉樓和羌寨，我們知道羌寨的主要功能是望和防守，是護衛家園的建筑形式。

　　今天，羌寨和城市功能之間存在比較激烈的沖突，顯然完全照搬羌寨模式，是行不通了。所以就采用繼承和發揚羌族文化元素的規劃路徑，在綠化、景觀的設計上，加以借鑒。通過設計使當地百姓能夠體悟“新羌風”的風韻，同時也使其能夠適應現代生活需要。

　　《瞭望》：在北川重建的過程中，有人認為不要貪大求洋。

　　楊保軍：貪大是我們堅決要反對的，因為一個縣城一共才幾萬人，最多也不會超過十萬人，所以重建尺度很重要。總理希望北川重建成為一個典范，而要成為典范主要應體現在建設理念的合理超前，而不是一個用金錢堆積起來的新城。所以首先要注重生態環境的建設，著重考慮怎樣尊重自然、尊重環境、尊重當地居民的意愿，讓他們能夠生活得方便、舒適和自然。

　　《瞭望》：聽說你們在重建規劃中提出了“軟遷移”的概念，什么是“軟遷移”？

　　楊保軍：青川是一個“軟遷移”的范例，當地政府想搬遷，而當地的居民不愿意搬。青川的受災程度不如北川，但其地質條件存在一定的風險，其原由也在于其城鎮布局結構過于緊密。據當地政府說，青川周圍的山體仍有滑坡的風險。

　　我們的想法是疏解人口、疏解城鎮功能，騰出的部分空地，成為城市布局調整的空間，通過加固、綠化的方式使存在地質風險的區域更為安全，在這一背景下，這個城鎮可以延續留存。

　　在青川，教育資源稀缺，文教設施和工業也都很稀缺。很多人愿意到縣城的原因，是要把孩子送到更好的學校去學習。這些為全縣服務的功能要漸次遷移。現在，新址離舊址的交通很方便，已把經濟增長的新空間和教育服務的功能遷移到新址，而青川還會是一個城鎮。

　　《瞭望》：在你看來，重建北川具有何種意義？

　　楊保軍：我認為它是抗震精神的標志，即使降臨的災害是天災，但是在我們黨和政府的正確領導下，我們有能力、有信心去戰勝任何困難。北川的重建可以向世人宣示我們黨和政府的力量，中華民族不會在災難面前趴下，我們會通過自己的努力比過去生活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