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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一架巨型的機器，城市需要從自然世界不斷輸入物質和能源，消耗大量能源并排放出數量巨大的固體、液體和氣體廢物。鋼筋水泥的城市雖然遠離山林原野，事實上，今天的城市居民比以往任何年代都更加依賴大自然的供給。從住房、消費、娛樂到交通運輸等等，維持城市和消費者生活方式所需的資源和物產，來自世界各地的土地和生態系統。

　　城市曾經代表了人類文明最燦爛的成就，但是今天，它們比以往更像是一個個黑洞。城市只占地球土地面積的2%，在地球總表面積中，城市部分不到1%，卻用掉全世界資源的75%，產生超過70%的碳排放。

　　作為一種說明全球生態系統的簡單有力的工具，上世紀90年代開始，環境科學家用“生態足跡”(Ecological Footprint)來測量城市、地區能量及物質的流入和流出，以及支撐這些流動所需的生產性土地和水域總面積。倫敦的“生態足跡”——也就是為供應倫敦需求所需的土地面積——是倫敦現有規模的120倍，波羅的海流域盆地內29個最大的城市需要對應的森林、農田、海洋和濕地面積，至少是這些城市自身面積的565倍。因此，全球744個大城市所排放的二氧化碳，超過了世界所有森林吸收能力總和的10%。

　　大自然的生態系統中沒有廢棄物，系統結構內部的每樣東西都可以不停地循環。城市作為一種社會生態系統，吸進并吞噬比自身大得多的產出，回饋給整個系統的卻非常少，或者說，從大自然開發能源與材料，回報的卻是污染和廢棄物。自然資源的流動產生了斷裂，這是城市大多數環境被破壞和損害的根源。

　　在第四屆國際城市論壇上，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教授薩斯基婭·薩森(Saskia Sassen)提出的問題是：“環境問題究竟來自城市化本身，還是來自于我們已經建構的特定的城市體系及產業進程？也就是說，城市形態究竟是以什么為標志，是城市自身所具有的密集性和聚集性，還是在歷史進程中城市所選擇的發展方式？全球生態環境問題是城市聚集和密集的產物，還是由不同城市中的某些系統引起的？”

　　在許多城市中，建筑產業都是最大的能源使用者，也就比其他行業有更多的潛力來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和使用高效的節能技術。倫敦建筑的排碳量占全市總排碳量的近40%，2007年頒布的《倫敦氣候變化行動計劃》中，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5項有效辦法有4項是與建筑業有關的：那就是使用更好的隔熱系統、空調系統、照明系統和水暖系統(還有一項是提高機動車的能源使用效率)。對政府來說，建筑業可以是最快產生節能效果的部門。

　　據估算，中國平均每年新建大概20億平方米的建筑，幾乎占全球新建筑總量的一半。商業建筑和住宅建筑的平均壽命是40年，現在建造的建筑到2050年仍然存在著。

　　我們如何來設計和建造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未來？高地價土地發展政策的城市社會形態通常會扭曲常態的社會發展倫理，與現代主義城市的功能生成形式或者資本地產金融主導形式的機制相對應，生態化的城市與建筑涉及生活、生產與社會發展的本質問題，需要依靠政策引導、社區建設、可持續生活方式倡導等來推動與落實。

　　已經有一些具有前瞻性的商業地產公司通過采取有益生態的新經濟模式、新生產系統、新材料和工藝來構筑他們的遠見，綠色與低碳設計也可以演變為產業競爭力的轉化和提升。在建筑業，如果業主、承包商和開發商共同保證工程的節能性，一起為項目負責，那么所有的參與和使用者都能從建筑的全生命周期中受益。生態經濟學讓我們認識到，如果用環境標準來衡量，那些根據市場標準在短期價值框架下是無效的或貶值的措施，長遠來看卻是積極有效的。

　　至少在政治層面上，碳排放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生活中的關鍵詞。后哥本哈根時代，可能全球性節能減排的努力處于無法兌現、瀕臨破產的危險中，也可能排碳量和資源都受到限制的世界即將到來。中國與印度的碳排放都在較大幅度地增長，除了自身的高速發展，也有發達國家高碳產業區域轉移的原因。

　　2008年，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居住在城市中。預計到2025年，全世界26個人口超過1000萬的巨型城市中，有15個將出現在亞洲。這些亞洲巨型城市對一個國家的生產總值與經濟發展進程非常關鍵，是驅動全球經濟增長的核心引擎。但另一方面，高速城市化和經濟增長也會給城市基礎建設帶來很大的壓力和危險，尤其住房、交通、污染等與城市內居民的生活質量密切相關的問題。可以說，這些城市與居民既是危險的制造者，同時必須充當受害者的角色。

　　對于政策制定者而言，這些趨勢導致一連串的難題。在以“建設宜居和可持續亞洲城市”為題的新加坡城市規劃論壇上，新加坡國家發展部部長馬寶山說：“在促進經濟高速增長與維護環境的需求之間，我們應該如何取得平衡？如何緩解人口快速增長對基礎設施的影響以及對生活環境質量、住房、交通和其他資源的壓力？在面對競爭激烈的經濟、社會和環境需求之下，我們應該如何分配有限的經濟資源？”

　　新加坡的建設模式是——“我們展開縱向整合，從國家級別的土地使用規劃到各區和住宅區的發展，再到關于建設發展的具體技術和政策引導。同時，在關于交通、住房、工業和環境的政策方面，我們都確保目標和策略的橫向一致，以達到可持續發展。”馬寶山總結說，“歸根結底，可持續發展是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在創造可改善生活環境的資源時，經濟增長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不過，保護環境和實現社會平等的政策必須是發展過程中的首要考量，不應該事后才想起。”如果環境負荷用人口×富足(代表消費)×獲取富足的技術這樣一個公式來表示，減輕環境負擔更多的是依靠人們改善現有的消費模式與生活方式以及產業技術創新改良來實現。就像法國社會學家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所闡述的：“生態學與大自然自身的利益沒有關系，它只是人類認識萬物的新途徑，而且意味著我們將用它來一次次反對那個活躍了300多年的所謂的現代化。”環境問題的真實狀況和急迫程度，必須促使我們重新評估關于居住的理念。什么是好的材料，什么是更節省的投入，什么是舒適的空間設計，在開發生態社區或生態城市的全球趨勢中，這些問題變得越來越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