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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或許不如突發的災難那樣引人注目，然而，這一切倘若被忽略，也許就是災難的前兆。

　　這并非危言聳聽。

　　因經濟快速發展，短短幾十年間，中國數千年來形成的土地利用大格局正發生著變化：大量的城市擴容、高速公路興建……等等這些都有可能占用大量耕地，中國的糧食生產基也由此發生著變化，而這也正改變著濕地，更多的濕地被開墾成耕地。

　　這既是糧食生產格局的變化，也是生態布局的變化。在這樣的格局中，被譽為“地球之腎”、“生命的搖籃”和“物種的基因庫”的濕地，劣勢難扳。

　　有識之士呼吁：要像保衛耕地紅線一樣保衛濕地紅線。

　　然而，我們問題的起點是：為什么要保護濕地？失去了濕地，人類將會怎樣？

　　楊邦杰現在憂心忡忡。

　　楊邦杰，全國人大常委、致公黨中央副主席，著名的農業專家和生態專家。這些年來，他一直在關注國家的糧食安全與生態安全。濕地是他長期關注的一個重點。

　　他近期從祁連山調研回來，那里的情況很不樂觀：作為敦煌最后一道綠色屏障的西湖國家級自然保護區，66萬公頃區域中僅存11.35萬公頃濕地，且因水資源匱乏逐年萎縮，庫木塔格沙漠正以每年4米的速度向這塊濕地逼近。

　　而位于甘肅省甘南州瑪曲縣的高寒沼澤濕地，是黃河的天然蓄水池，這塊濕地正逐步萎縮并沙化。瑪曲縣沙化面積達80萬畝，并以每年3.1%的速度遞增，黃河沿岸已形成220公里的沙化帶。

　　祁連山地處青藏高原東北的青藏、蒙新、黃土三大高原交界處，跨越甘肅、青海兩省；涵養輸送著年徑流量約158億立方米的近千條河流，是西北干旱地區最重要的水源地、西北乃至全國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

　　那里，也是整個大西北生態最脆弱的地方。

　　“一邊是水源地，另一邊又都是沙漠，如果濕地消失了，對西北的生態環境乃至東部的影響都是不可想象的。”楊邦杰說。

　　這樣的情形所釋放的信號并不如突發的災難那樣引人注目，然而，這一切倘若被忽略，也許就是災難之前的信號。

　　回來之后，楊邦杰很快將調研的情況形成報告，提交給了國務院。

　　濕地危機

　　祁連山是中國濕地現狀的一個縮影。事實上，整個中國的濕地所面臨的形勢都不太樂觀。

　　“東北大片的濕地變成了耕地；長三角、珠三角的濕地一直在減少；整個黃河源頭、長江源頭都在荒漠化；很多湖泊濕地都在消失……”濕地的減少和破壞觸目驚心——這是楊邦杰這些年最深刻的感受。

　　這個表述轉化為具體的數據或許更具說服力：

　　據不完全統計，從上世紀50年代以來，全國濕地開墾面積達1000萬公頃，全國沿海灘涂面積已削減過半，黑龍江三江平原的原有沼澤失去近八成，“千湖之省”湖北省的湖泊銳減了2/3，56%以上的紅樹林喪失。全國各類大小湖泊消失了上千，眾多濕地水質逐年惡化，不少濕地生物瀕臨滅絕，約1/3的天然濕地存在著被改變、喪失的危險。

　　根據官方的數據描述，中國現存自然或半自然濕地僅占國土面積的3.77%，遠低于世界6%的平均水平？，且面積下降的趨勢仍未得到有效遏制。

　　由楊邦杰提供的數據顯示，中國有部分國際重要濕地由于缺水而面臨著被列入國際《濕地公約》“蒙特勒記錄”的風險。一旦被列入，對國家形象的負面影響不言而喻。

　　但這還遠不只是面子問題。

　　“濕地到底有多重要？濕地消失了很多物種就沒了，這個生態系統也不存在了，就這么嚴重。”云南省林業廳副廳長郭輝軍舉例，尤其像云南高原濕地生態系統，是相對封閉的生態系統。只能在這個系統里自我循環，帶來它的脆弱性，很容易遭到破壞，破壞之后很難恢復。

　　“像滇池，已經投入了200多個億，花了很大力氣，但真正恢復很困難。”滇池是云貴高原上的重要濕地，近些年滇池環境質量不斷惡化，藍藻事件頻發，嚴重地破壞了滇池濕地的生態功能。從“九五”時期國家就開始投巨資進行滇池“藍藻”治理，雖然增加了一些人工濕地，但其生態功能顯然無法比擬天然濕地。

　　“濕地是水源地以及維護生物的多樣性，這兩點是毫無疑問的，所有河流的源頭都是一片濕地，生物多樣性產生的地方一定是濕地，這么多濕地消失了，影響我們的生存環境那是肯定的。”楊邦杰在調研報告中直言，2010年西南地區遭受的嚴重旱災，與該地區濕地受到破壞有直接的關系。

　　在記者的調查中亦發現：在云南嚴重旱災期間，濕地保護較好的地區周圍，受干旱影響明顯輕微。

　　楊邦杰呼吁：要像保衛耕地紅線一樣保衛濕地紅線。他認為，保障國家的糧食安全和生態安全，此兩者對國家都至關重要。

　　“開荒”紅利下的尷尬保護

　　楊邦杰曾是農業部農業資源監測總站站長，透過遙感監測，他看到了過去這些年中國整個土地利用格局的大轉變：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江淮平原、成都平原，大量的水稻田變成了城市、高速公路；東北大量的濕地被開墾，變成了耕地。

　　“歷史上，中國都是南糧北運，長三角、珠三角、淮海平原和成都平原是膏腴之地，沃野千里，為中國提供糧食，"湖廣熟則天下足"，然而，由于30年來的高速發展，這些很好的耕地都變成了城市，糧食的生產基地只有不停地向東北發展。”楊邦杰說。

　　新疆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新疆的濕地開墾非常快。很多湖泊都干涸了，一到夏天起風的時候就漫天揚沙，情況已經非常嚴重。”

　　楊邦杰說，這既是糧食生產格局的變化，也是生態布局的變化。無論是從生態安全的角度還是糧食安全的角度都是巨大的變化，它改變了中國數千年來的土地利用格局。

　　再回看整個土地利用格局變化的邏輯，大概是：農村讓位于城市，生態的安全讓位于糧食的安全，環境的保護讓位于經濟的增長。

　　在新一波的城市化以及產業轉移的浪潮中，這個趨勢并沒有明顯放緩的意思。

　　從正在進行的第二次全國濕地資源普查結果看，已完成調查的6個省份中，北京、吉林和廣東的濕地面積在進一步減少，黑龍江、江蘇和天津濕地效益和功能還在下降。

　　自然濕地的面積在減少，濕地的生態功能在下降——這個趨勢一直沒有得到遏制。

　　“像昆明這樣的地方，可以概括地說，保護的速度跟不上破壞的速度。就以滇池濕地為例，保護的速度跟不上破壞的速度。”云南省林業廳副廳長郭輝軍很無奈。時至目前，由于工業排污問題尚未得到徹底解決，城市生活污水處理率偏低，仍有大量未達標污水注入滇池。

　　從國家林業局副局長印紅的分析來看，濕地破壞的主要直接原因是基礎設施建設、土地開墾、引水、富營養化、污染、過度捕撈、過度利用以及外來物種的引入，主要間接原因是人口增長和經濟發展加快。

　　這并非問題的全部，更為根本性的原因當是，濕地保護缺乏立法和制度上的保障。

　　在現有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內，原生、自然的濕地多被定義為“荒灘”、“荒水”，在現行土地分類中被列入了“未利用地”，往往成為保障耕地、建設用地、林地等的犧牲品。

　　“在有限的國土開發空間格局中，濕地在土地利用方式的競爭中始終處于劣勢的地位而沒有改變。”印紅頗為尖銳地指出，這直接導致了濕地面積的銳減。

　　“地方政府往往會把它當做后備資源而沒有意識到保護它的重要性。”楊邦杰說，現在很多地方領導的心目當中都是將濕地作為一種后備資源來對待，“看到濕地就會想，放在這里不利用多可惜呀。”

　　“最典型的就是海岸，海岸本來有很多紅樹林，對海岸的保護很重要，但這幾年大量填海、圍海造田，破壞了很多濕地。灘涂既是生物多樣性的保障也是漁民生存的資本，但大量的灘涂正在消失。”

　　在中國18000公里長的海岸線上，這樣一些直接甚至帶有些強暴的經濟力量并不罕見：填海工程、房地產開發、旅游開發。

　　“你看天津渤海灣、曹妃甸、遼寧營口填了多少地……再看福建、浙江、江蘇，都在消滅灘涂。”楊邦杰有些激動。

　　以浙江為例，根據《浙江省灘涂圍墾管理條例》，灘涂的宜農、宜漁、宜水、宜建開發被明確鼓勵。在2010年初的浙江省圍墾工作會議上，當地官方這樣總結：“圍墾的貢獻在浙江是可歌可泣的。僅"十一五"以來的4年，我省就圈圍了47萬畝……”

　　事實上，不只是浙江，《福建省沿海灘涂圍墾辦法》、《江蘇省灘涂開發利用管理辦法》等都有這樣的規定。有時甚至規定開墾一畝灘涂給予高達6000元的補助。

　　在中國這條漫長的海岸線上，涌動的是發展的沖動與欲望，濱海濕地則成為了經濟思維下滿足欲望的犧牲品。

　　郭輝軍告訴記者，他們最頭疼的是開發商。“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你這個濕地保護好了，開發商就想過來。因為在一個比較好的湖邊或海邊做開發能賺錢，濕地已經成為房地產開發和旅游開發的新熱點了。”

　　問題的關鍵還是地方政府對濕地保護重視不夠，甚至沒有意識。

　　“他們覺得濕地的保護對他們影響不大。從發展的角度看，這塊地是保留還是開發，完全根據它的需要。比如，有些城市，它想搞生態城，它就有保護濕地的意識，將濕地作為旅游景點開發和保護；但如果它想要發展工業的時候，就會把濕地填掉搞開發區。”某地林業系統的一位官員說，這種隨意性在很多城市都存在。

　　這也是濕地當前在城市發展當中面臨的兩種認識和命運。

　　在廣西，一些紅樹林濕地，地方政府申報各類濕地保護區的積極性并不高。“他們擔心什么呢？他們擔心報了保護區之后，國家投入的錢太少，他們反而沒有自主權了，他們想用的時候沒得用。”這位官員說。

　　廣西壯族自治區林業廳副廳長劉中奇向記者分析：現在積極申報保護區的那些地方，無非有兩個利益驅動，一是希望得到國家的項目資金，二是需要這個品牌來搞旅游。如果說純粹是為了保護，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并不高。因為一旦申報了以后，就必須要根據國家的規則來管理和保護。如果國家沒有錢來投入的話，他們不愿意把自己的手腳給綁住。

　　這是一場主角不是濕地的博弈。

　　“十一五”90億投資僅落實三成

　　“國家必須要加大力度對濕地保護進行投入。如果再不重視，未來紅樹林的保護仍然沒有保證。”劉中奇副廳長很擔憂。

　　缺錢——這是一個被列入保護區范圍的濕地普遍面臨的大尷尬。

　　黑龍江省集賢縣的安邦河自然保護區，是黑龍江省最早成立的一個省級自然保護區，其前身是一個蘆葦公司。在變身為保護區之后，它仍然是一個自負盈虧的單位。

　　這個保護區的負責人告訴我們，他們目前解決資金不足問題的主要辦法包括：一是把部分濕地出租給農戶做耕地，又稱“以耕養濕”；二是在保護區內發展濕地生態旅游。

　　然而，從嚴格保護的角度看，這兩個辦法都不“合規”。尤其是“以耕養濕”。

　　這位負責人抱怨說，“但我們幾乎一點沒得到國家的資金補助。國家想把濕地保護好，一點不投資恐怕難度就非常大。我們也要吃飯和開支，只能出租土地，可是土地出租了還怎么保護？不存在矛盾嗎？”

　　這并非個案。因為資金投入不足，在黑龍江省一些保護區內，“以耕養濕”的現象并不罕見。資金投入的不足，也幾乎成為每一個保護區抱怨的重點。

　　“十一五”期間，國務院批準了《全國濕地保護工程實施規劃》，根據該規劃，“十一五”期間保護工程總投資90億元，其中中央是42億元，地方配套48億元。

　　但實際上，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的資金，都沒有足額到位。整個“十一五”期間中央累計投入14億元，地方配套資金17億元。

　　而且在一些地方，中央與地方的投入比例已經失衡。“濕地保護資金投入嚴重不足。國家如果來1塊錢，地方要配4塊錢，這對西部地區來說是非常困難的，配到最后都是假的，即使承諾了，但最后用完國家那1塊也就完了。”在2010年11月16日召開的全國濕地保護年會的小組討論會上，貴州省林業廳副廳長沈曉春提出，希望國家對西部地區不再提配套的問題。他坦言，資金配套令他非常頭疼。

　　“中央拿4塊，地方配1塊，西部都做不到。”討論會上，坐在沈曉春旁邊的另一位西部地區官員忍不住插話。

　　當然，中央也拿不出“4塊”。“十一五”規劃中央投資的到位率僅為38.4%。

　　“即便如此我們也已經很滿足了，畢竟新世紀以來中央政府在財政資金上是拿了錢的。”國家林業局濕地保護管理中心主任馬廣仁表示。

　　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資源與農業區劃研究所研究員朱建國在一份調研報告中分析：造成濕地保護資金短缺的主要原因，一方面，與國家的整體經濟發展水平有關，更與目前濕地保護經費來源未能像環境保護、水資源開發與保護、草原利用與保護、防沙治沙等工作經費那樣被列入各級政府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計劃之中息息相關，即濕地及其生態系統保護問題，仍沒有真正列入地方政府有關部門的重要日常工作議程之中，目前各地來自政府渠道的濕地保護工作經費不但不足，且缺少制度化的保證。

　　“十年可成”與官員考核

　　在云南省林業廳濕地辦主任鐘明川接受采訪的前幾天，其下屬一個保護區的局長跟她說，“我覺得監測和科研最重要了。我花了很大的力氣(去保護)，可是領導一來，還是沒有東西拿給他看。其實濕地就是這樣一種狀態，你最基礎的數據都拿不出，你沒有辦法去說服別人這個東西有多重要。”

　　因為有關濕地的研究還很薄弱，當濕地保護面臨威脅時，拿不出具體的、有力的數據為科學合理保護濕地提供技術支撐，也難以讓地方領導從更直觀和具體的數字上來了解濕地的價值。

　　“我們應該有一個指標衡量體系，有可以量化和數據化的東西，這樣拿出來的成果才能有說服力，才真正能夠得到地方政府的重視。值得高興的是，這方面的工作已經開始了。”西藏自治區林業廳副廳長黃采藝認為，濕地保護雖然仍處于艱苦創業階段，但重點的工作還是要下決心往前推。“很多人還吃不飽，但原子彈還是要造的”。

　　“真正要把一個地方(濕地)治理好，需要相當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至少我們3年出不了成效，5年也很難出成效。如果成效快，一屆政府能夠見到，如果是10年以后才見成效，這一屆政府會怎么認為呢？”鐘明川說。

　　在現行的行政考核體制之下，地方政府官員大多只對5年以及更短周期內見效的事情感興趣，超過5年，他們等得及嗎？

　　在此次全國濕地保護年會上，印紅副局長直言不諱：“對于濕地的生態服務功能，目前大部分的政府工作人員和整個社會尚缺乏全面認識……濕地生態系統維持環境質量，影響環境容量的重要功能尚未得到正確認知和政治肯定。”

　　這是當前濕地在中國的現實。主司濕地的官員難免羨慕其他林業口的同事。

　　1998年，長江流域發生特大洪澇災害。該年的8月18日，即長江沙市段水位達到創紀錄的45.22米的第二天，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镕基即提出根治水患的32字綜合治理措施：“封山育林，退耕還林，退田還湖，平垸泄洪，以工代賑，移民建鎮，加固堤壩，疏浚河道。”而首要是，“全面停止長江、黃河流域天然林采伐，實施天然林資源保護”。

　　此后，這一被簡稱為“退耕還林”的政策實施了近10年。

　　突發事件對中國生態政治的影響，少有比這次更具典型性。然而，以災難為代價來換取政治的禮遇，并非正常，而且代價高昂。

　　讓“濕地”保護納入“十二五”規劃

　　楊邦杰以為，從生態安全的角度，濕地與森林應予同樣的保護待遇。

　　但這似乎有點難。無論是世界還是中國，保護濕地的歷史還相當短暫。

　　1971年，在伊朗一個不知名的小鎮拉姆薩爾，來自全球36個不同國家的代表，簽署了《關于特別是作為水禽棲息地的國際重要濕地公約》。由名字大概可以知道，建立濕地公約的直接原因是因濕地破壞和對水鳥種群的影響。后來聯合國起草發布的《世界自然保護大綱》將濕地與森林、海洋一起并列為全球三大生態系統予以保護。

　　然而，即使“環境保護主義”被定義為20世紀下半期最重要的社會思潮并延綿至今，但到了2005年，聯合國千年生態系統評估(MA)的結論仍然是：濕地退化和喪失的速度超過了其他類型的生態系統退化和喪失的速度。

　　而濕地真正進入中國執政者的視野已經是1992年加入《濕地公約》以后的事情。此后的近10年時間里，國家在濕地保護上無論是投入的精力還是財力都相當有限。

　　直至2004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出了《關于加強濕地保護管理的通知》，其重點在于搶救性保護濕地。這是中國中央政府第一次就濕地保護作出明確聲明，一定程度上被解讀為“濕地保護已經納入國家議事日程”。

　　也正是這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通知》，使得相當一批面臨破壞威脅的自然濕地通過建立不同級別保護區的方式被搶救性保護了下來。至今為止，中國已建立的各級濕地自然保護區550多處；國家濕地公園試點100處、地方濕地公園120多處；國際重要濕地37處，使1795萬公頃、約49.6%的自然濕地受到了較為有效的保護。

　　云南省林業廳副廳長郭輝軍說，中國的濕地保護才起步10多年，尤其是在沒有立法提供保障的情況下，取得這樣的成績已是相當不易。

　　還是在這個討論會上，有人提出：未來，在中央領導人的講話里，能不能把“濕地”兩個字點一下？這個對地方推動工作很重要。

　　對此，國家林業局濕地保護管理中心主任副主任嚴承高迅速并略帶興奮地回答：十七屆五中全會里已經出現了。會上通過的《“十二五”規劃建議》中提出要“實施重大生態修復工程……保護好草原和濕地”。

　　“從2009年到2010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我們一直在協調，在慢慢地推動。”嚴承高說，哪怕是只增加“濕地”兩個字，也是一個進步。

　　終于在2009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中提出了“啟動濕地生態效益補償試點”。這是濕地生態效益補償制度上升為國家意志的一個標志。

　　當前，保護者們正在努力將濕地保護的重大政策和機制問題納入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之中，以爭取更好的政治和社會環境。

　　蒙特勒記錄：濕地保護的黑名單

　　根據《濕地公約》，任何國家因任何原因對國際重要濕地已經或即將造成重大負面影響的，必須立即報告《濕地公約》秘書處和其他締約國，并馬上采取措施排除負面影響，否則該國際重要濕地將被列入“蒙特勒記錄”。

　　濕地是什么

　　濕地，國際通常的定義是指適宜野生動植物生存、具有調節生態環境功能的常年或季節性積水地帶和低潮時水深不超過6米的海域，包括沼澤、湖泊、河流、濱海等自然濕地，以及重點保護野生動物棲息或重點野生植物原生分布的人工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