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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學家馮國楣   

     生活新報：“杜鵑花愛人”、我國著名植物學家馮國楣在昆逝世

　　“是的，我非常、非常愛杜鵑：它開花早，2月即起動花信；花期長，高山地區11月還有附生杜鵑盛開。你想想看：盛開時，在綠海中那樣鋪霞織錦，是何等壯麗、迷人!”

　　“我們終于在高黎貢山找到了珍貴的大樹杜鵑!它是1919年被英國人砍倒、運走的。我做了一輩子的夢，一定要找到大樹杜鵑，終于在我64歲時實現了這個夢想!”

　　2007年7月27日，馮國楣，這位將杜鵑花當作愛人的植物學泰斗帶著對事業的無限眷戀在昆明離開了人世，享年90歲。

　　學生：他是我一生的恩師

　　張長芹是馮國楣的下屬，1983年被調到馮國楣的研究組，在一起工作的7年里，兩人相處產生了有如父女一般的親情，馮國楣退休后，她也經常去看望老人。“雖是領導，可他教我的東西實在太多了，在我心里，他是我一生銘記的恩師。”斯人已逝，回憶起這位把自己領進杜鵑花科研大門的老者，張長芹不禁紅了眼眶。

　　　嬌氣被他磨完了

　　張長芹被調到杜鵑組后，和馮國楣一起作野外植物調查，當時馮國楣任組長，經常帶著組員一起進入深山老林采集標本，一出去就是一、兩個月。“馮老對我要求非常嚴格，近乎苛刻，根本不把我當作女孩子看。”現已是博士生導師的張長芹回憶，在野外，馮老并不因為她是女孩子就事事遷就她，為了防止野獸，她身上隨時都背著一把大砍刀和匕首，白天搞科研、晚上住窩棚。就是跟馮國楣的這些工作經歷，完全把她的嬌氣給磨沒了，以至于后來到下到農村，農民們一眼就看出張長芹能吃苦，這時她就會開玩笑說，只要一喊苦，準會被馮老給罵死。

　　工作中要是碰到陌生的植物，馮國楣不會直接告訴她是什么種屬，而是讓她自己去查資料，實在查不到才教導，而且只說一遍，要是忘了再去問就會被罵，一點都不留臉面。為了不挨罵，張長芹硬著頭皮都要把晦澀難懂的拉丁文給記下來，次數多了，自己的植物知識和拉丁文也日漸增長，后來她才明白，馮國楣了解她自尊心強的特點，故意用激將法來教導她。

　　猜對植物請吃飯

　　有一次，因為研究需要，張長芹申請了20元的費用購買塑料膜，花去18元后，張長芹打電話告訴馮國楣還有2元的余款，說等自己把工作做完后再還回去，誰知馮老不答應，非讓她立刻把錢還回所上再接著工作，理由就是怕張長芹工作忙給忘了，“一分錢都不能浪費，馮老就是這樣的人”。張長芹說，科研中，兩人經常對同一問題產生不同的看法，又都是直性子，所以經常發生爭論，一次馮老急了，說研究組不要張長芹了，讓她走，張長芹委屈得躲在辦公室里哭。事后馮國楣也意識到自己的不對，親自找到她，向她道歉，這讓張長芹很感動，也更敬重他了。

　　雖然嚴厲，可馮老也有樂觀幽默的一面，張長芹說有次去文山采集杜鵑花標本，天下著小雨，泥土又滑，眼看著前面有道陡坡，還沒等組員喊出小心，馮國楣就摔了下去，當時大家都嚇壞了，還沒等回過神來，就聽見馮國楣哈哈大笑的聲音，大家才放心。有時碰到少見的植物，馮國楣就會讓大家猜是什么，要是答對了就請大伙吃飯，一次都不食言，給枯燥的科研生活增添了不少樂趣。

　　“先做人，后做事”

　　1989年馮國楣退休，他將自己的杜鵑組交給了張長芹，工作中遇到困難，張長芹都會去向他請教，從認識到后來的相處，兩人的情感已經從開始的同事、領導、恩師升華為父女般的親情，“沒有馮老就沒有我，是他領著我一路走來，把我從對杜鵑花一竅不通變成能帶人研究，他是我一輩子的恩師。”1937年馮國楣就在麗江搞起了植物研究站，可后來戰亂就沒能做下去，這是他心上一直掛著的事。為了回報恩情，張長芹后來去英國進修，便和相關的植物學家商量重建麗江高山植物園，并在1999年開始實施工程，當她把這個消息告訴馮國楣時，老人流淚了，只一個勁地說謝謝。“馮老雖然走了，可一閉上眼睛，他的音容就出現在我腦海里揮之不去。我繼承了他的衣缽，今后要更好地杜鵑花科研項目搞好，才算對得起他老人家。”工作中，張長芹經常用馮老常說的一句話來教導學生，那就是“先做人，后做事”，對她而言，馮國楣對科學的嚴謹和孜孜以求，以及做人的踏實低調是留給自己一生的財富。

　　朋友：佩服馮老的自學成才

　　記者按照預約的時間撥通了中科院院士、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員周俊的電話，傳來的第一句就是“和馮老共事40多年，工作上他真的沒話說。”作為同樣熱愛植物研究的科學家，周俊和馮國楣有過多次合作，共同出版了《橡子》等書籍及眾多論文，兩人交情深厚，在周俊眼里，馮國楣不但是有所作為的植物專家，也是一位平易近人的老前輩。

　　“馮老出生在江蘇省宜興市，那地方出了很多名人，像徐悲鴻、周平遠等，馮老為我國植物研究作出了重大貢獻，也為家鄉爭了光彩。”簡短的一句話透出了周俊對他的崇敬之情。回憶起第一次見面，周俊說那是1985年，自己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當時馮國楣在所上負責工會工作，接待了他，馮老穿一身深藍色的中山裝，話雖不多，但是很照顧自己。合作中兩人長聚在一起探討問題，馮老的很多見解都很獨到，最讓周俊佩服的是馮國楣并非科班出生，硬是憑著刻苦和對杜鵑的熱愛取得了讓人矚目的成績。“云南八大名花的說法就是馮老提出的，改革開放后他還出版了《云南杜鵑》，這是有關杜鵑花最好的書籍。”周俊這樣評價說。馮老在工作上很嚴格，可生活中卻是和藹可親的，馮老退休后，有次所上開會，馮老進場后就很隨意地找了個小板凳坐下，周俊看見就火了，責備工作人員為什么不找個好位置給馮老，可馮國楣一點都不介意，還勸周俊別在意。周俊表示馮國楣對事業的追求和熱愛精神是值得年輕一輩科學家借鑒的。

　　兒子：他對家庭很負責

　　“我父親是一個執著的人，他的一生都是在辛勞中度過的。”馮國楣之子馮寶鈞現任昆明植物園東園主管，跟父親一樣和植物打起了交道。

　　對病妻不離不棄

　　馮寶鈞的辦公室在植物園內一座黃色小樓上，樓前有石砌的樓梯、庭院，里面栽種著仙人掌、松樹等植物。辦公室陳設簡單，一抬頭就能看見窗外蔥郁的樹林。“我看著父親熱愛的植物，就像父親一直守在我身旁。”說起父親，馮寶鈞最敬佩的就是他對家庭強烈的責任心，“我和姐姐都是父親一手帶大的，他工作辛勞，又要操心子女，50歲不到頭發就全白了。”

　　馮老的愛人患有精神分裂癥，1957年生下孩子后就發病住進了昆明長坡醫院，一直沒好過，孩子從小都是馮國楣帶著，其間有人勸過馮老解除和妻子的婚約，可馮老堅決不同意，只要不出差，他每月都要騎單車從黑龍潭到長坡看望妻子，那時候馮老的工資才有149元，每月他都會拿出56元給醫院幫妻子治病，而且非常積極，從沒讓醫院催過一次款，直到1981年愛人去世，馮老都沒有抱怨過一聲。之后又有人給馮老介紹老伴，馮國楣都回絕了，馮寶鈞知道，父親這樣做都是為他和姐姐。多年的艱苦生活讓馮國楣養成了樸素的習慣，除了接見領導和外賓換西服外，平時幾乎就穿一件對襟服，一穿穿了20多年，破了補補再穿，他還會做針線活，衣服、鞋子都是自己洗自己補，從不讓人插手，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能穿能用的干嘛浪費，干凈不就得了。”

　　工作中的馮國楣也是非常無私和負責的，馮寶鈞回憶小時候給同學寫信，想拿個父親單位上印有植物研究所字樣的信封，在同學間炫耀一下，誰知不但沒拿到，還被父親罵了一頓，“別說是信封，就連一張信箋父親都沒往家里拿過。”在職期間，馮國楣沒用過單位的一分錢，除了給妻子醫病外，剩下的工資基本上都留給孩子用于生活和學習，自己再困難也沒向單位提出補助要求。

　　有種山茶叫“國楣”

　　馮寶鈞說，父親一生都奉獻給了熱愛的植物事業，他沒受過專業教育，花卉知識和拉丁文都是自學的，憑著興趣和執著，成就了一生的事業，80歲高齡還親自去到楚雄的紫溪山作植物調研，當地的茶花協會為紀念他的貢獻，還將一種山茶花的品名定為“國楣”。退休后的馮老跟馮寶鈞住在一起，雖然家庭條件比以前好多了，當他勤儉節約的習慣還是沒有變，衣物床單等都不要別人動手，有空還是喜歡栽花種草，翻閱書籍，電視也很少看，偶爾科研單位會請他作植物鑒定，他都熱心參與。馮老的生活十分有規律，早上6點起床晚上10點睡覺是雷打不動的，平時不沾煙酒，所以直到去世，他的心肺功能都沒問題。

　　面對父親的去世，馮寶鈞說能在有生之年找到大樹杜鵑，算是了了馮老今生最大的心愿，但是將杜鵑培植并運用最好的卻不是杜鵑的故鄉云南，而是千里之外的英國，現在杜鵑在異國他鄉枝繁葉茂，大樹杜鵑也只能在大英博物館里才能看到，我國除了在云南騰沖，其他地方還看不見。來不及把絢爛的杜鵑花用于城市園林美化是他留下的遺憾，但馮寶鈞相信，云南還有眾多熱愛植物、熱愛杜鵑的學者，父親的遺愿終有一天能夠實現。

　　馮國楣簡介：

　　馮國楣教授是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植物園第一任主任，中國杜鵑花協會（現中國花卉協會杜鵑分會）的發起人和首任理事長。馮老原籍江蘇宜興，1934年，只有初中文化的他來到江西廬山，作為研習生參與了由著名植物學家胡先、秦仁昌、陳封懷等創辦的中國第一個植物園——江西廬山植物園的建設。1938年馮老來到云南，此后60多年間，他踏遍了這里的山山水水，采集植物標本7625號，發現植物新種359種（蕨類植物53種，種子植物306種）。1981年在云南騰沖縣境內，馮老發現了高25米、基部莖粗3.07米、樹齡500年以上的大樹杜鵑，它是杜鵑花屬中最大的喬木種，現已被列為國家重點保護植物。在云南工作期間，馮老編著了大量寶貴文獻。他曾主編《中國杜鵑花》1至3冊、《中國珍稀瀕危花卉》、中日文版的《云南杜鵑花》、《云南山茶花》等；參編了《中國植物志》、《中國花經》等。同時，他還利用一切機會，為云南城市綠化建設和花卉業發展出謀劃策，其中很多已被采納。

轉自 中國園林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