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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北京城市規劃學會秘書長高毅存博士

　　● 城市規劃就是在一系列與產業、宏觀經濟環境、人口因素、地理因素相關的一系列復雜因素和指標中找到恒定值，作為確定該城市規劃的最基本指標

　　● 越是處于城市化進程的劇變期，越是迫切需要一種穩健的城市規劃。 明確的城市定位和完善的城市規劃將使一個城市在未來數十年受益

　　● 從國外經驗來看，花園城市并不等于宜居城市，現在中國的大小城市都存在著犧牲民宅擴建綠地的現象，有時甚至因為興建綠地而大規模遷徙，這種規劃顯然是不可取的

　  土耳其詩人納喬姆·希格梅有一句名言：“人一生中有兩樣東西是永遠不能忘卻的，這就是母親的面孔和城市的面貌。”

　　這句名言并不適合現在的中國城市。自1990年代以來，中國人把自己的城市稱為大工地，韋爾奇則在中國之行后問簇擁在身邊的中國企業家崇拜者：“你們知道你們中國的國花是什么嗎？——是塔吊。”

　　目前有超過180個中國城市正在規劃建設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在這些城市，大興土木已經持續了至少10年時間。然而，大多數中國城市在朝令夕改、搖擺不定的規劃中步入了不確定的未來；綠地、花園、模樣雷同的高層建筑、大馬路、大廣場，正成為中國城市的共同標簽，地域特性蕩然無存。

　　4月1日國家頒布的《城市規劃編制辦法》明確指出，在城市規劃編制過程中，要結合當地實際情況，公眾參與實際規劃。“這有助于中國城市回歸其原本特質。”北京城市規劃學會秘書長高毅存指出，“理想的狀況是，不同區域的城市經過系統規劃后，顯示出城市性格的差異。”

　　4月24日，北京市對天安門、長安街等重點地區的重新規劃開始征集方案。并將在6月底形成初步設計結果。北京市希望通過此次重新規劃，凸顯北京歷史文化名城的氣質。

　　“關鍵問題是，城市規劃如何既反映時代和城市經濟發展的要求，又保持歷史的持續性，這樣才能談得上城市的協調和可持續發展。”高毅存說。

　　高毅存先后獲得美國科達荷大學建筑學碩士、俄亥俄州大學城市規劃學博士學位，在博士論文通過的第二天，他就飛回北京接受2008奧申委聘任，擔任工程規劃處處長，負責奧運場館的規劃。申奧成功后，高毅存擔任北京城市規劃學會秘書長，專注于大城市的總體規劃、歷史文化保護區的保護規劃領域。針對北京日益顯現的大城市病，高毅存提出了建設北京“雙都心”的設想，即“北京舊城主要保留文化中心與旅游中心的功能，保護北京舊城平緩棋盤式格局，成為名副其實的古城博物館”，“將產業與經濟建設逐步向東南挪動，在通州甚至更遠的廊坊一帶形成新的都心，逐漸把老北京的行政中心、商業中心、教育中心和其他城市功能移到這個新都心”。

　　針對千年古都北京城的未來，和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規劃思路，4月30日，《商務周刊》采訪了擔任北京城市規劃學會秘書長一職的高毅存博士。

　　《商務周刊》：北京市政府剛剛發布了重新規劃天安門、長安街等重點地區的消息，您對這次重新規劃如何評價？這是否說明規劃方案的頻繁變動是中國城市化進程加速的必然產物？

　　高毅存：城市化加速發展帶動城市規劃變得活躍，這是肯定的。但城市發展的總體預測或者大致方案，卻是不宜時常變動的，而城市規劃的微觀科目，即控制性詳細規劃的變化則可以是經常的。

　　雖然我并不具體了解天安門、長安街地區重新規劃的細節，但這種控制性詳細規劃涉及到的具體用地情況、建筑密度、高度容積率、綠地率、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配套等，都有明確的指標體系。我認為，當城市的實際發展情況發生變化時，規劃隨之發生相應變化，以更加符合實際需求和未來幾年的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是具有現實意義的。

　　還有一個例子是，我親自參與的奧運會場館規劃，從2001年立項至今，規劃變更了很多次，從重新設計，到場館的集體瘦身，再到與周圍生態環境的重新規劃，每一次規劃變更，無疑是在應和2008年奧運會綠色與和諧的主題，并在一次次規劃中貼近北京的實際情況。

　　然而，整體的城市規劃畢竟不同。1950年，梁思成與另一位城市規劃專家陳占祥先生共同撰寫了《關于中央人民政府中心區位置的建議》。這份著名的“梁陳方案”建議，在北起圓明園，南至豐臺、公主墳至月壇之間的北京西郊，開辟新的行政中心，這樣，北京古城可以作為一個整體得到完整的保留，并且北京可以形成舊城、商務區、行政區三個完整的中心，也更能體現北京作為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地位。

　　但是這個方案被政府否定了，北京也一度被賦予更多的經濟中心的功能。現在不同了，現在的北京已經明確定位于歷史文化名城和政治中心，新的城市定位勢必產生新的城市規劃。

　　《商務周刊》：但中國城市的定位和規劃方案很容易因為政府的換屆而頻繁變更。我注意到在您2004年的《城市規劃與城市化》一書中也提及，城市發展加速，我們應該慎重地借鑒歐美等國家城市的經驗，保持城市發展的延續性。

　　高毅存：明確的城市定位和完善的城市規劃可能使該城市在未來數十年受益。以英國為例，1946年通過“新城法”(The New Town Art) 后，該國政府就倡導新城發展規劃與經濟發展同步。從1946年至1950年建立的第一代14個新城，到1955年時以坎伯諾爾德為代表的第二代新城，再到以密爾頓·凱恩斯為代表的第三代新城，盡管三代新城所建的歷史階段不同，但這些新城在規劃中的共同特質是：從市內任何一處到另一處都擁有迅速、自由、直達的交通；具有多層次的工作和人口結構，以解決社會平衡的問題；展現當地社會和城市的魅力；并且主張在開放式的布局中，為生活和就業帶來多種多樣的機會。

　　因為英國每個新城規劃均有市民參與，其規劃也更具靈活性。事實證明，從1950年開始至1980年代，英國經濟增長并不樂觀，但其穩定的就業率以及社會整體的進步，與這種穩定而完善的城市規劃不無關系。

　　還有一個例子是澳門，澳門是在三次產業大轉型中完成城市規劃的。第一次是1557年到1640年間，當時澳門經濟增長來自于東西方貿易周轉。1800年左右，鴉片走私貿易和苦力貿易曾成為澳門政府主要的稅收來源，博彩業也開始在澳門出現，并在50年后成為澳門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在產業變動中，澳門的定位逐漸清晰為“周轉旅行港”，并且在19世紀末建設了大量的度假酒店，配合博彩業成為城市的主體。這樣，不管未來產業如何變動，其地理和經濟優勢中最基本的特質不變，這就是其城市規劃中的持續性。

　　其實，不管是在歐洲還是亞洲，所有的城市規劃都是共通的。就是在一系列與產業、宏觀經濟環境、人口因素、地理因素相關的復雜因素和指標中找到恒定值，為該城市規劃確定最基本的指標。

　　或許你會懷疑，那些城市規劃中恒定因素是否的確在中國城市中存在。我們看到，很多城市在高速城市化進程中因為缺乏準確定位而迷失自己，城市規劃處于不斷變動的狀態，但是要知道，越是處于城市化進程的劇變期，越是迫切需要一種穩健的城市規劃。

　　北京等大型城市發展的進程已經足以說明問題。農村人口向城市擁擠，造成了城市規模的膨脹，生態環境得不到補償——現在的城市發展是由內向外的膨脹式增長。從中心城到二環、三環，現在已經超出了六環。城市“大餅癥”的誕生，使得核心城市規劃變得更加困難。所以，城市真正的承受力與長遠規劃沖突時，我們需要對城市規劃進行重新認識。　　

　　《商務周刊》：那么如何才能誕生一個有效的城市規劃方案，使得城市在未來發展中受益？

　　高毅存：首先我要說，城市規劃師并不是預言家，但城市規劃的確要考慮城市未來發展的因素，并且要統觀城市發展的大局。廣州不能脫離珠三角地域的整體經濟戰略，南京則需要在長江經濟帶中尋找自己的地理特點和優勢。城市是每個經濟區域中的棋子，規劃師就是使該棋子在這盤棋局中發揮作用，并且預計可能要走的下一步棋。

　　其次，規劃很重要的一點是以人為本的原則。歐美的城市規劃中有很重要的聽證會制度，中國的聽證會制度還很薄弱，現在的規劃方案基本上是專家論證，政府直接拍板的程序。但是，政府作為決策者，其規劃方案有時并不能完全與城市的實際結合，這就難免會使規劃方案服務于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很難接受城市發展的檢驗。

　　再者，現在的城市規劃已經納入了生態因素，但我們并不能一味地追求生態和綠地指標。100多年前，英國建筑規劃師愛布尼·哈羅德和托馬斯·莫爾提出了“花園城市”的設想，花園城市隨后在歐美等國實踐，曾一度被認為是最適宜人們居住的夢想城市。但是現有的城市中，尤其中國的大小城市都存在著犧牲民宅擴建綠地的現象，有時甚至因為興建綠地而大規模遷徙，這種規劃顯然是不可取的。從國外經驗來看，花園城市并不等于宜居城市，以人為本的規劃方案才能使城市從中長期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