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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面臨著一個重大的挑戰——全球氣候變暖。我們所居住星球的氣候正在持續惡化，這將成為我們應對的頭號挑戰。不論以何種方式衡量，美國在這場戰爭中正節節敗退。事實上，在很大程度上，我們正在朝著錯誤的方向努力。美國每年溫室氣體的排放量接近世界總排放量的1/4，但美國政府一直固執地表示無意為解決問題負任何責任。雖然尋求削減全球碳元素排放量的《京都議定書》帶有明顯缺陷，但仍獲得了174個國家的批準，而美國的做法與這些國家背道而馳――它將《京都議定書》拒諸門外。盡管甚至是身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都在推動35英里/加侖(mpg)的燃油經濟性標準，美國卻仍然是“悍馬”的樂土。美國確實曾空泛地承諾過用柳枝稷制造燃料或發展氫動力汽車，但這些承諾的實現卻遙遙無期。對于一個將愛國主義精神作為其核心價值觀的一個國家，我們現在有這樣一個困惑：在所有愛國行動中什么才是最愛國的？很難想象存在比打擊一個國家的農業、沿岸地區、人民健康以及經濟穩定發展更嚴重的打擊，而這很大程度上也適用于這個世界。

    事實上，環保意識已逐漸抬頭，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意識到氣候變遷是全球危機，但卻只有極少數的人愿意盡一己之力來保護地球。產業界提出了他們的環保策略，但通常沒有太大效力；環保團體也出自己的計劃，可是目標過于天真，甚至可能會犧牲經濟的發展。但讓我們假定這些有關當事方和其他各方處于談判狀態，顯然他們會要求能理智地進行交流并提出他們的意見，那么我們將得到一個積極、雄心勃勃且行之有效的行動方案，我們到底該如何制定出一個積極、有效的應對計策，并同時保障經濟不會受損呢？

　　忘記像制造出原子彈的曼哈頓工程或將人類送上月球的阿波羅計劃這樣的先例吧，只關注計劃本身，不論如何艱難我們都努力實現了目標。讓我們代之以二戰時期的事例，當時在一夜之間整個工業部門被凝聚成一臺巨大的機器，并具備了生產60,000輛坦克和300,000架飛機的生產能力。這樣的成就并沒讓我們的國家破產，反而使我們的國家前所未有的富強并最終獲得了戰爭的勝利。

　　停止氣候變化所需付出的努力將遠遠超出上述的事例。普林斯頓大學的羅伯特?索科洛(Robert Socolow)和斯蒂芬?帕卡拉(Stephen Pacala)為解決氣候變化問題提出一個較為保守的方案，它要求在未來50年共減少250億噸的碳排放量，這相當于當今世界年碳排放量的4倍。然而通過制定一項結合短期解決方案與長遠目標的連貫性戰略，結合政府的能動性與私人企業的參與，調和務實主義與勃勃雄心，美國能夠在不對經濟發展造成重大損害的情況下阻止氣候變化產生最惡劣的影響并確保我們的子孫后代能夠以我們當今的生活方式生存。財富只是幫助我們實現這一目標的一部分，但我們最需要的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決心。美國環保協會(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的主席及新書《地球：續集》的合著者(Earth: The Sequel)弗雷德?克拉普(Fred Krupp)認為：“我認為我們當前所面臨的挑戰似乎勢不可擋。但是這是在美國，而且美國善于應對它所面臨的挑戰。”

　　到目前為止，沒有人能夠提出一個綜合計劃來告訴我們如何這樣去做，但每一個人都同意這一計劃的最大組成部分是什么。這就是我們美國如何應對全球變暖并最終獲勝的藍圖。

　　為天空標價

　　遏制氣候變化藍圖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為碳排放量標價。只要向大氣排放溫室氣體是免費的，那么可再生能源就決不可能替代化石燃料。但一旦對碳排放標價，那么可再生能源的前景將突然明朗起來。目前最可行的方案是通過“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系統(cap-and-trade system)設定企業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并且讓環保一點的企業賣出所剩排放額度。這是一舉兩得的方案，不僅可以讓碳排放總量降低，并且可以獎勵環保有成的企業。為了不增加成本，企業自然傾向于投資研發節能系統與可再生能源。正如克拉普(Krupp)所說的那樣：“‘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cap and trade)將改變一切。”

　　早在1997年，《京都議定書》就試圖建立一個類似的體系，其目標是到2012年，發達國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與1990年相比將減少5%。該協定同樣謀求通過碳排放交易在發展中國家削減溫室氣體的排放并鼓勵這些國家投資清潔技術。一些關鍵成員的缺席決定了《京都議定書》的命運。由于擔心限制溫室氣體排放可能影響其蓬勃發展的經濟，一些發展中大國拒絕接受排放定額限制。美國的參與對《京都議定書》的目標能否成功實現至關重要，但在2001年布什政府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將會影響美國經濟發展”和“發展中國家也應該承擔減排和限排溫室氣體的義務”為借口，宣布拒絕批準《京都議定書》。

　　在經歷了七年進入現代社會以來最孱弱的環保管理之后，布什總統已經沒有多少環保信譽了，在這種情況下，他終于覺悟了。碳是全球性污染物質，這意味著不論是行駛在波士頓街頭SUV排放的汽車尾氣，還是遠在北京工廠的廢氣排放抑或巴西利亞郊外的森林大火都對氣候變化有相同的影響。如果其他國家在美國顯著減少碳排放量的同時增加他們國家的碳排放量，這對改善環境毫無裨益。但問題是，如果我們因為發展中大國沒有采取相應行動而不清理好我們自己的爛攤子，那么我們將如何激勵這些發展中大國解決他們的環境污染問題？弗吉尼亞州參議員約翰?華納(John Warner)認為：“如果我們不采取行動，中國和印度將會躲在美國不作為的裙子之下不會進一步改變態度，也不會采取行動。”

　　如果美國打破僵局并采取全國性的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計劃，我們應感謝華納(John Warner)為此所付出的努力。去年12月，這位老練的共和黨參議員與來自參議院環境與公共建設工程委員會的康涅狄格州獨立參議員約瑟夫?利伯曼(Joseph Lieberman)共同提交的議案給受大眾關注的“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成為法律提供了一個最好的機會。正如大家所知的那樣，利伯曼—華納提案(Lieberman-Warner)要求到2012年將碳排放量控制在2005年的水平，到2050年碳排放量降至2005年的70%。由于該提案中還存在少許對污染行業的讓步，環保人士希望繼續加強這一提案，但是在談判桌前，一個好的可執行的提案將比一個完美但無法實現的提案更引人注目。對此，皮尤全球氣候變化中心(Pew Center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的主任克勞森(Eileen Claussen)的意見是：“我們越快取得解決方案越好。”

　　雖然早在春末，利伯曼—華納提案就已提交到參議院進行討論，但參議院尚未就其進行全體投票表決。這一提案將面臨來自白宮以及來自以煤炭為主要燃料的州的一些共和黨人和少數民主黨人的反對。反對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提案的人們認為這將阻礙經濟的發展。一項由一個工業貿易組織——全國制造商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所進行的研究估計到2030年為止利伯曼—華納提案將使美國失去400萬個工作崗位并使美國GDP每年減少6690億美元。少數黨成員，能源商業委員會(Energy and Commerce Committee)主席巴頓(Joe Barton)認為：“環境保護社團總是能使你確信你能夠做出一些改變，而且這些改變不但沒有消極后果反而會產生積極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