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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輪、也就是最后一輪評審在8月17日、18日兩天進行。頭一天由設計者陳述，第二天是評委們閉門討論、投票。何鏡堂帶著華南理工大學的設計團隊提前一天趕到了上海，為了做好幾分鐘的陳述，白發蒼蒼的老人對著賓館房間的鏡子演練了一下午，整個晚上都沒睡好。老人自己都說，這么一大把年紀，可真是不容易。

　　評委們同樣不容易，8個方案各美其美，卻要從中排出個一二三，閉門討論的熱度可想而知。有人覺得華南理工大的方案展陳不方便，造型太過中國，略顯壓抑，卻也有人認為它好，好就好在中國味道濃；有人說清華張利等人的設計形象一般，沖擊力不夠，缺乏力度，但也有人就是看中它的平和，認為結構簡單，展覽方便。

　　大家都明白，這座建筑不僅代表著國家形象，也代表著中國建筑界的理念和水平，所以人人堅持己見，不愿妥協。吵到白熱化的時候，有位老院士大動肝火：“我就喜歡這個，你們不選，我可就走了。”弄得組織者哭笑不得，各位評委的責任意識和重視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投票結果充分印證了討論時的態勢。華南理工大學的設計與清華張利等人的設計得票最高，但票數相同，不分伯仲。這或許是組織者最不愿看到的結果，卻也沒有別的辦法。于是，兩個方案以及僅以一票之差屈居其后的北京建筑設計院的方案被一并提交上去，請有關部門來決斷。

　　合起來，行不行？

　　對投票結果最感意外的，或許是清華大學建筑系教授張利本人。因為他覺著，在8個方案的原設計中，就屬他們的方案最干巴、最中性、最缺乏動人的形象。他們原本只設計了一個“L”形的建筑，簡簡單單。不過，簡單亦有簡單的道理。

　　“決定參賽之后，大家分頭琢磨，一周之后開會，每人提出一個方案。”張利記得，交上來的方案里以圓形建筑居多，“說明多數人都會選擇具有中心感的圓形”。張利卻想反其道而行之，“能不能不做這種中心化、雕塑化的建筑，擺脫紀念性的形象思維，轉而從城市和功能的角度去考慮問題？”他很想試一試，就算不能中標，好歹也表達了一種與眾不同的想法和思維。

　　張利把想法一說，團隊里有人贊成，有人反對。反對的人意見很明確，這是兵行險招、脫離實際，既然不打算中標，何苦費這個心力？只好靠集體投票來決定，結果，贊成的人數略高，反對者不說話了。張利就勢提出“三個轉變”：中心式轉向發散式，圓形轉向方形，紀念性轉向功能性。兩周以后，方案上交，文本中這樣介紹它的優點：方案設計以方正規則的幾何單元創作出簡潔美觀的建筑造型藝術，同時實現展覽建筑空間利用率最優化的功能需求。

　　方案的點睛之筆其實出現在方案闖進八強后的深化修改階段。聽了上海方面的建議，張利一下子想到了九疊篆。“這是一種特殊的篆字，源起于隋，興盛于宋，多用于印章鐫刻。”張利說，九疊篆的字體折疊堆曲、布局勻稱、端莊且不失華美，古韻悠悠。它還有一個特點令設計師歡喜不已。九疊篆可以有五疊、六疊，也可多達九疊、十疊，每個字的筆畫折疊多少并無一定之規。這便留下足夠的設計空間，設計師既可以盡情施展，搖曳生出最美的紋樣，又可以隨需應變，將各種建筑構件置于曲曲彎彎的筆畫之間，相安無事。既滿足了功能需要，又無損美感，可謂一舉兩得。張利創造性地將九疊篆用在“L”形建筑外表面，作為裝飾紋樣，變成了方案勝出的關鍵。施建培后來用了兩個字來形容這一改動：驚艷。

　　但麻煩來了，兩套方案各有千秋，得票又是一樣，該如何取舍？倪陽他們先是聽說，上海方面比較傾向清華的設計，因為功能性強，便于會后利用，且施工難度較小。離世博會開幕只剩下900天了，施工難易程度顯然已成為有關部門不得不考慮的因素。后來又聽說，兩套方案可能都被放棄，而采用緊隨其后的北京

　　建筑設計院的方案。種種傳聞其實并未得到證實，但足以說明最終決斷時的糾結。

　　僵持不下之時，有關方面提了個建議，能否將華南理工大與清華大學的兩套方案合二為一，成立聯合設計團隊？組織試一試的任務，還是落在了世博集團的頭上。有關人員一聽，立馬犯了愁。施建培說，搞建筑設計的人大多個性較強，重視個人想法，一般難于合作。更何況，兩套方案均已完全成型，但理念與風格迥異，很多方面甚至截然對立。在建筑歷史上，也絕少聽說不同理念合作成功的范例，合作者還屬一南一北。再者，剩下的時間也不多了，設計再拿不出來，勢將影響開工建設。這個責任，恐怕誰也擔待不起。

　　試一試，能成功嗎？

　　合

　　第一次見面的情景，倪陽和張利都還記得。

　　當晚，張利抵達上海已是夜里11點鐘，但心里放不下，他還是硬著頭皮敲開了倪陽的房門。兩人一直談到深夜3點，談到后來，倪陽的嗓子都啞了。對于合作方案，兩人沒有得出明確結論，倒都發現對方是那種可以合作的人。張利評價倪陽，坦率、直接、有一說一。“倪陽跟我說，我們不該回避紀念性。因為中國館本身絕不僅僅是個會展中心，它的特殊，不容忽視。”張利后來想想，覺著對方的話還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張利沒提的，倪陽記得。“頭回見面，多多少少有點抵觸，話里話外有點擰巴，其實都是怕失去自我。再說，誰也不是代表個人，背后都站著一個團隊。”倪陽說。剛開始的合作亦是如此，抵觸情緒，就連施建培這樣的“局外人”都感覺得到，“飯都是各吃各的”。

　　事后回過頭來看，何鏡堂提出的“現場設計”在兩支隊伍融合之初起了重要作用。正是他建議，京粵兩地的設計人員在上海集合，一起工作。既便于溝通交易，又便于產生合作的土壤。果不其然，一兩周磨合下來，大家親近了許多，吃飯時彼此招呼，討論時的火藥味兒自然也少了許多。第一稿出來之后，兩個團隊基本合二為一。施建培他們一看，有門！立刻成立了以何鏡堂為總設計師，張利、倪陽以及上海設計建筑研究院一位負責人為副總設計師的聯合設計團隊。

　　施建培一再感慨，多虧雙方領頭的建筑師為人隨和，處事低調。張利說，何鏡堂資歷深、名望高，又有院士身份，如果何老拒絕合作，完全可以。“我當時接到了清華大學吳良鏞先生的電話，和我商量，希望由我牽頭成立聯合設計團隊。”何鏡堂說，他們搞過很多建筑，但這個不同。中國館

　　建得怎么樣，是全社會關注的事情，若能聯合起來，群策群力，當然是好事。所以他一口答應下來，半點沒猶豫。

　　做好了南邊的工作，吳良鏞、李道增等清華建筑系的元老又在張利離京赴滬之前好一通囑咐：這是國家使命，既不是為個人，也不是為清華，年輕人要珍惜機會，謙虛一點，肯定有發揮作用的地方。這就是中國建筑界的老前輩，他們深知中國館對中國和中國建筑界的意義，雖然沒有親自參與設計，但依然以自己的經驗和影響力為中國館的誕生傾盡心力。

　　合作已不成問題，接下來就是設計方案的融合了。大體思路是有的，以華南理工大的設計為國家館，地方館以清華方面的設計為主。設計人員很自然地想到，國家館居中，“L”形的地方館圍在底部。效果圖一出來，怎么看都別扭，好像兩座并不融合的建筑被生生捏在了一起。第二稿時，地方館被設計成平臺的形制，國家館居于平臺之上，顯得有主有次，融合效果更好，也順眼多了。后來又有意見提出，國家館朝向不合理，入口朝西，最好“轉”一下，改成正南正北，也與近旁的世博軸平行。這樣一來，又有許多新的改動，尤其是對地方館的造型影響更大，原有的“L”形不得不被放棄。

　　建筑上的事兒，說起來三言兩語，但牽一發動全身，實際操作起來都是海量工程。這還只是兩次較大改動，其它細節上的變化更是難于計數。一面修改，一面制作材料、向有關方面匯報，之后再繼續修改，設計人員夜以繼日，足足忙乎了一個月。2007年9月24日，上海世博會組委會議上，中國館的設計方案終于獲得通過。因為中國位于亞洲東部，上海位于中國東部，型似斗冠的中國館由此得名“東方之冠”。

　　當年12月18日，中國館破土動工。此前，設計方案又經過了一系列的深化與優化。盯著建筑工人打下第一根鋼樁，何鏡堂輕輕舒了一口氣，覺著建筑設計上的主要問題應該都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