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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建筑科學與城市規劃的相互交織發展，建筑規劃師們的目光不再局限于設計和建筑個體，城市開始成為他們新的改造目標。在城市化過程中，他們與房地產商一道，在現代城市中深深打上了其理性設計的烙印，進一步形塑著居者的生活。然而需要警惕的是，城市規劃者們的理性設計在合理安排城市街區布局、消除混亂和無秩序、緩解各種城市病等方面給城市帶來一種良性發展的同時，其理性設計有時候也會造成一些出乎其理性意料之外的后果。

　　城市規劃中這種例子并不少見，巴西利亞算是典型的代表了。它于1956年開始規劃興建，其設計圖式大體是由弧形的堤岸與直線的道路交于市中心以構成一個象征基督的十字，或者說是亞馬遜人的弓箭。在那里，城市的住房、工作、娛樂、交通、公共管理在空間上都是相互分開的，不再具有作為公眾聚集之所的街道，只有為機械使用的道路和高速公路，城市所有的公共空間都成為官方指定的公共空間，如體育館、劇院、音樂廳、規劃的餐館等等，而個人的、非正規的公共空間，如人行道旁的咖啡館、街角、小公園等根本不存在。比如最著名的三權廣場，有人戲言，其規模之大，即使是軍隊閱兵也顯得很小，像個侏儒。更滑稽的是，如果公民想安排在那里會見朋友，困難程度好比是安排在戈壁上見個人，即使見到了，也沒什么事情可做。按照精細和統一的方案、從無到有建成的巴西利亞，基本上沒有參照任何巴西過去的習慣、傳統和實踐，規劃主要考量的是行政需求，而對居民生活便利與否則未充分考慮，所以雖然規劃宏偉大膽，但最終結果卻給居民生活帶來了極大不便，這是規劃師們當初始料未及的。

　　在城市化進程中，城市規劃不僅對居民的城市生活產生重大的影響，而如果規劃不合理，其對城市歷史、文化傳統的破壞也是明顯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為在北京規劃建設新的行政中心，政府采納了蘇聯專家們關于在占地約62平方公里的北京老城區內進行新城規劃的建議，拆除老城內的城墻、城門、部分宮殿、胡同等等一些象征老北京城的歷史建筑，卻忽視了梁思成、陳占祥等規劃設計的以力求保全北京個性與特色的歷史建筑的“梁陳方案”。如今北京舊城已有一半以上的建筑空間被完全重建；北京舊城的歷史性建筑拆除過半；北京舊城胡同數量急劇減少，目前只剩下400多條。被譽為“中國古代都城的最后結晶”的北京，雖然不斷擁有了現代城市的特征，卻又有了點“泯然眾人矣”的尷尬。

　　以上種種現象背后，都存在著規劃師們理性施展過程中對一些因素的忽視，比如民生、社會傳統、文化、習俗等等。城市規劃作為建筑個體的綜合凝聚，雖要防止個體建筑的割據一方與不顧總體和諧，但規劃更要從社會科學的角度分析并認識整合問題。這就要求規劃師們同時也是社會學家，在規劃之前要細細考察社會需求、傳統、習俗與制度，然后才能將社會功能、技術與藝術融于城市與建筑中，在宏觀與細微之處有一種人文關懷的溫暖與內在的精神底蘊。筆者并非完全否定城市規劃與設計中的個人理性與創新，個人理性雖是有限的，而如果能在設計時對城市進行統籌規劃，更加全面地考量民生、城市歷史文化傳統、社會習俗與經驗等因素，或許能拓展理性的范圍，使城市規劃更適應城市的可持續發展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