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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澳大利亞后工業化大城市

　　正如戰后經濟的持續繁榮，使政府有能力對房地產置業的實施優惠擔保，利用稅金資助基礎設施供應，從而引發了“無序擴大的城市”；對應于當今經濟全球化趨勢，澳大利亞經濟結構的改變促使大城市的規劃理念發生重要的調整和改變。

　　從70年代晚期起，以日用品經濟為主的澳大利亞已難以支撐持續增長的生活水平及對二級產業的長期保護。政府已意識到必須進行變革，提高生產力和豐富出口產品的種類等。從80年代早期開始在短期內實施了一系列的經濟改革，其中包括澳元幣值浮動，縮小國家對銀行系統的干預，大幅度降低制造業關稅，對基礎設施的供應體制采用商品化、股份制改造，甚至私有化（如電信、港口、航空、電子、供水等），放松集中制工資固定體系。這樣就把澳大利亞全社會直接推向了全球化經濟所帶來的競爭及機遇面前。

　　改革在大范圍內實施，經濟得以跳躍式發展，可以說澳大利亞又經歷著一次小“經濟繁榮期”。然而社會及經濟結構的調整卻不得不超越擴張型城市的發展意識，進行脫胎換骨的變化。僅有很少部分人在某個公司或政府機構擁有長期穩定的工作，大部分人都受雇于多份工作，而且需要對職場的各種變化及機遇認真思忖選擇，包括各類業務培訓、再教育機會等。因此，全國勞動力比例逐步縮小。

　　雖然經濟增長勢頭較強，但經濟增長卻不再完全依靠政府調控。某些仍依靠日用品出口的區域，由于產品售價普遍下降，在貿易活動中不僅喪失了大量收入和工作機會，而且還必須承受因許多政府機構的撤銷而隨之消失的服務。同戰后早期規劃師們的構想形成強烈對比的是，許多知識經濟的高薪階層又集聚在曾被郊區移民視作貧民窟的舊城，成為廣受歡迎的休閑地方，文化創新人士的聚集場所。中心城區房屋的價格已大大超過一度受人們追捧的郊區房價。

　　傳統的核心家庭：爸爸、媽媽、兩個孩子，不再居城市人口統計中的統治地位。單身家庭成為增長最快的家庭類型。由于離婚率和許多新型家庭關系的增多，出現了更多的單親家庭，而家庭戶數也相應增多。孩子離家獨立比以前晚，而當他們準備積累成立新家時會延長呆在父母家中的時間。這些趨勢意味著非傳統戶型的增長趨勢大大高于總人口的發展規模。這也意味著市場要求產品種類的多樣化，需要更多高層公寓、抵層公寓和其他中密度住宅形式，而過去市場曾被大家庭獨立居所主宰。

　　6城市收益

　　經濟趨勢在鍛造人居特征和就業地點的變化，而其他許多外部因素也促使城市規劃師們重新思考城市發展策略。特別是在經歷大規模旱災后，澳大利亞各城市對水資源的有限性和保護有特別的認識。又如政府及社會各層面對交通狀況也越來越重視，意識到如果國家要符合全球發展需要就必須改進交通現狀，并有效中和導致溫室效應的各類有害氣體。

　　在這些微觀層面改革的同時，環境也促使城市基礎設施布局及建設資金來源模式的改變，取代六七十年代“預測及供應”方式的是一種對管理策略的要求，具體表現在對其所有權的正確分配和使用價格的調節。

　　舉例來說，現在投資商在城市邊緣發展新區時必須支付配套基礎設施建設的大部分費用。雖然這筆費用最終會轉嫁到房屋置業者，但這畢竟是一個較為準確的價格信號，即城市新區居所承擔的社會利益的花費大大高于在城市建成區緊湊發展居所的相應費用。因此，雖然城市依舊繼續向外圍發展，但其發展速率會極大降低，且發展結構趨于合理。

　　澳大利亞的主要城市在城市規劃對新經濟推動作用下的變化表現出極大的相似性，尤其是人口變化和環境限制等方面。在過去5年或未來可能執行的規劃發展策略主要有以下特性：

　　城市發展邊界(如下圖所示)的引入一方面是為了保證一定比例的生態空間,另一方面是由于私車交通發展的郊區模式的外部負效應，諸如堵車、廢氣排放、交通事故等，不能直接歸咎于私車發展。另一種方式就是限制城市發展所需要的土地供應，如此新建區的發展價格就能正確地顯示建設發展對環境的影響。城市邊界的限定同樣也支持了新建區內交通的發展。

　　目前中心城市新規劃中的另一焦點就是重構現有的城市脈絡——戰后繁榮期內因長期土地廉價，私車廉價形成的局面——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這些越具城市化特性的地方正是花園城市運動和草原學派所極力規避的。如在新建區發展范圍內再造中心鎮，使之成為“休閑文化”的中心和 “歐式”人文公共活動中心領地。這樣做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提供重要活動結點以回報公共交通的建設投資，因為全社會都意識到依靠提供更多的道路空間，并不能完全解決城市交通持續發展的需求；另一個目的就是使“新經濟”浪潮波及到郊區，讓更多的人享受全球化發展帶來的益處。而過去的發展政策容易導致城市形成中心區就業質量、生活特質與邊緣區脆弱經濟完全分裂的發展危機。就這一點，澳大利亞城市和美國城市存在極大不同。

　　7 城市集合化的 “回應力”

　　城市規劃發展政策的戲劇性轉變不可避免地導致了“社會回應”的沖擊。盡管社會領域廣泛理解基于過去無限擴張政策下的特大城市發展的不可持續性，但各級地方政府仍在城市發展備用地的發展實施過程中，與集約化利用土地背道而弛。

　　這種“社會回應力”主要針對澳大利亞中心城市規劃下一階段的挑戰。這些挑戰并不是完全指城鎮規劃的編制，而更多地是指圍繞這些規劃實施的政府結構。大部分的澳大利亞城市在許多年前就撤消了獨立于政府以外的中心城市規劃委員會，這是一個不利因素，這樣規劃具有更多的政治性，而社會公眾對城市持續發展管理的參與顯得更加困難。

　　以上關于澳大利亞城市規劃的討論主要集中在機構改革，即在保證城市持續發展的各種利益要求下，如何公平、有效地取得平衡（正如以上所列出的城市限制原則所反映的），如何在1950—1960年代形成的低密度鄰里居住環境和1970年代形成的大城市連綿帶之間取得平衡。

　　結語

　　澳大利亞大城市規劃現正處于“復興期”。近2-3年來，澳大利亞的大城市都在更新城市總體規劃或重新編制中心城市規劃。無一例外的是所有城市的總體規劃都要求限制城市向外擴張，提倡高效公交體系支撐的多核結構城市發展模式。這些策略反映了大城市規劃概念與戰后長期統治規劃界的思維基本背離，如城市無限擴張，私車為主的出行方式等城市發展模式。思維觀念的轉變極大地緩解了城市持續發展目標與地方個體希望保持低密度郊區化生活和諧性的矛盾。澳大利亞城市規劃下一階段的主要任務是調整政府結構以建設性地解決以上城市沖突。

    作者：Marcus Spiller，澳大利亞規劃協會主席，SGS經濟規劃咨詢公司總裁

　　譯者：董菲，武漢理工大學博士生，任職于武漢市城市規劃咨詢服務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