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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近日在北京表示,中國新生代的農民工與他們的父輩不同,兩代農民工之間的差異,需要中國的城鎮管理政策盡快作出調整,為新生代農民工中的相當部分人融入城鎮提供必要的條件。可以說,新生代農民工是城市化當中出現的新群體,這部分群體的何去何從,既關系到社會公平與正義,也關系到未來中國城市乃至整個社會的穩定。及早調整相關政策,及早化解其中可能出現的矛盾,才能夠避免社會問題進一步復雜化,使社會繼續保持基本可控的局面。

　　兩代農民工的不同表現在:第一代農民工生于農村,成長于農村,一般成年后才隨著打工大軍來到城市,過著候鳥一般的生活,在城市和農村之間來回奔波,打工所掙到的錢也往往回饋農村；可新生代農民工不一樣,他們或者從小就隨著父母來到城市,或者就出生在城市,在城市里生活長大,不會耕田,不會種地,農村的生活對他們而言是陌生的,即使在城市生存的壓力很大,他們也不愿意跟隨父輩的步伐回到農村。對于新生代農民工來說,家鄉只是貧困、枯燥與沒有希望的代名詞,而城市才是他們的安身立命之所在。

　　但他們選擇了城市,城市不一定選擇他們。當前的城市政策仍然是立足于第一代農民工,并沒有準備在城市的范疇內接納早已經從精神上被城市化了的新生代農民工。也就是說,這些新生代農民工在政策定位中仍然是農民工,而不是市民。那么,農民工如何才能成為市民呢?陳錫文認為最必需的條件有三個:就業、住房和社保,其中住房是關鍵。前不久,深圳提出農民工概念將消失,就是針對新生代農民工而言的。但是農民工概念的消失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也不是城市領導的更迭就能夠達到的,其中涉及到諸多政策的調整。如果沒有政策調整,光是詞匯上的變化,并不會起到根本性作用,甚至沒什么作用。

　　那么,住房該怎么改變呢?在當前商品房市場波蕩起伏、泡沫化十分嚴重的時候,在農民工一年收入買不起一平方米房子的時候,要解決農民工的住房問題,靠商品房市場是絕對不可能的；即使依靠經濟適用房也無法解決,因為經濟適用房的價格也是許多低收入階層所無法承受的,何況經濟適用房中存在的腐敗行為又將消耗掉大量份額。所以在現行政策框架下,唯一可行的只有大力興建廉租房,且去除戶籍限制,只要有居住證、暫住證,都可以長期居住。很可惜,相當多的城市對廉租房是光打雷不下雨,廉租房在整個房地產建設結構中的比重仍然偏低,且相當多地區不對農民工開放。

　　城市化不能造就龐大的邊緣化群體。當然,我們不能因為可能出現不穩定問題才想到解決新生代農民工的發展問題,而應當著重于如何讓這一代人能夠較好地適應城市文明,并能夠在其中獲得成長。城市不僅是市民的城市,也是農民工的城市,是每一個人的城市。讓農民工獲得市民待遇,這既是平等人權的訴求,也是社會發展的需求。一個正常的社會,斷不能拋棄一代人于社會的邊緣地帶。曾經放逐一代人于鄉野的歷史教訓已經讓中國付出了慘痛代價,今天又怎么能夠放逐一代人于無根的城市呢?

　　著手改變相關政策,改善一代人在城市生存的理想與追求,這是可以做也應當做、必須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