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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的城市規劃起源于解決19世紀末資本主義工業城市的種種環境惡化問題和社會問題。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城市規劃作為城市公共事務的一個組成部分，在社會變革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影響著社會。同時，城市規劃也在逐步為社會所改造，其中城市規劃思想的幾個重要轉變是：

　　第一、城市規劃從“物質形體設計”轉變到崇尚系統分析方法(Systematic analysis)的理性決策過程(Rational process of decision—making)的科學性規劃。

　　第二、規劃從“藍圖式”實質性規劃逐步變為“過程中”規劃，經過70—80年代的發展，諸多學者認為城市規劃師并非僅僅是扮演有一技之長的專業人員角色，通過自己的主觀意識和價值體系來進行城市規劃；規劃的這種技術性角色應該轉變到在公共事務中，扮演匯集群眾意見和協調不同利益團體的角色。后來的“聯絡性規劃”(Communicative planning)以及“倡導性規劃”(Advocacy planning)等就是在對城市規劃的反省中出現的城市規劃新思路。

　　第三、以后現代主義規劃思潮占主導地位的多元論規劃思潮對現代主義的城市規劃思想起了很大的沖擊，使得“城市規劃思想處于劃時代的轉變時期”。

　　一、由“藝術”到“科學”：城市規劃的“物質形體設計”傳統轉向系統理性的城市規劃

　　二戰后到60年代的20多年的時間里，城市規劃被視為是建立在“物質主義”之上的“形體規劃設計”。好的形體環境可以增進幸福，而形體環境則可以通過規劃設計來加以改造和控制，只要加強設計和控制就可以形成良好的形體環境。

　　事實上，這種觀點可一直追溯到文藝復興時期，甚至更遠。城市規劃歷來被視為是建筑師的份內之事，城市規劃不過是基于城鎮層面上的建筑設計，城市規劃和單體建筑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并沒有本質上的差別。戰后的城市規劃大多是建筑師規劃，城市規劃的工作建筑師完全能夠勝任。在傳統的這種“物質形體設計”思想占主導地位的城市規劃中，“美學觀念”成為城市規劃的核心和出發點，和建筑設計一樣，城市規劃被視為一門“藝術”。當時權威的城市規劃教科書，吉伯德(Frederick Gibberd)的《市鎮設計》(Town Design)和吉伯勒(Lewis Keele)所著的《城鄉規劃原理和實踐》(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townand country planning)等體現了城市規劃的這種“物質形體設計論”思想。

　　20世紀60年代，系統方法、理性決策和控制論被引入到城市規劃中來，宣告淵源流長的“物質形體設計”理念的城市規劃主導地位的終結。1969年，麥柯勞林(Brain Mcloughin)的經典著作《系統方法在城市與區域規劃中的應用》(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A systematical approach)的出版成為這個轉變的一個重要標志。該書中論述的規劃的標準理論(Normative theory)已經完全超出了物質形態的設計，強調的是理性的分析、結構的控制和系統的戰略。但城市規劃中的系統方法和理性決策過程之間有一定的差異，不能等同視之。“理性”針對的是城市規劃過程。過程規劃理論(Procedural planning theory)核心是提出了帶有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色彩的決策過程的城市規劃“理想型”(1deal-type)概念，要求規劃師完全理性和價值中立，而且一直延伸至城市規劃中的所有決策人員。“系統”則是針對規劃中處于對象的實質規劃理論核心(Substance)：把城市規劃的主要對象——城鎮、區域乃至整個地域環境作為一個大系統，通過系統方法來對其進行分析和處理，強調整體性、相關性、結構性、動態性和目的性。

　　城市規劃系統方法的運用和理性決策過程與20世紀60年代的以“設計”為導向的城市規劃相比，有如下轉變：

　　第一，以“城市設計”為導向的城市規劃是從城市的物質形體環境或城市形態角度來審視城市，并從形體和美學角度去規劃、設計城市。而系統和理性的城市規劃則將城市視為一個由多種流動的、相互關聯的經濟和社會活動所組成的大系統，綜合城市、區域、經濟和社會要求，運用系統方法研究各個要素的現狀、發展變化與構成關系。

　　第二，城鎮被視為一個“活”的功能性實體，城市規劃也必須由“終極狀態”或“藍圖”式的規劃變為“過程”性規劃。

　　第三城市規劃思想的這些轉變，反過來要求城市規劃師所具備的技能和素質相應調整。規劃師若要對城市這個復雜、動態的系統加以控制或規劃，那么他至少應該具備嚴謹的“科學”分析的技能。

　　總之，系統和理性的城市規劃思想帶來的轉變可以歸納如下：“物質形體設計”的城市規劃視城市規劃為一門“藝術”，而系統和理性的城市規劃則視規劃為一門“科學”。一方面，整體環境(區域、城市等)的系統分析涉及系統的實證調查和分析；另一方面，理性的決策過程也基本上可視為“科學”的分析過程，這些帶來了規劃過程的理性內核和規劃目標理論的系統內核。此時，城市規劃師也將自己的“設計師”定位轉變到“科學系統分析者”的角色，他們相信規劃掌握了決策與管理的新技術，能經過合理的程序對未來的決定作出理性的選擇。

　　系統理性的城市規劃對傳統的“物質形體設計”規劃理念產生了很大的沖擊。但是這種系統理性的城市規劃理論卻并沒有長期獨占城市規劃理論的論壇。1977年斯格特(A.J．Scott)和羅維斯(S．T．Roweis)首先發難，他們發表了《城市規劃的理論與實踐》(Urban planning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一文，針對大量計算機輔助的數理模型支持的理性分析，指出理性和系統規劃理論、方法和內容虛無或者說是空洞(Emptiness)，與其將其稱為抽象的分析概念(Abstract analytical concept)，還不如直接稱為一種社會歷史現象。1979年，卡黑斯(M．Camhis)的《規劃理論與哲學》(Planning theory and philosophy)和索馬斯(M．J．Thomas)的《A．Faludi的城市規劃程序理論》(The proce dural planning theory of A.Faludi)都對理性系統的規劃理論和方法提出了責難，認為系統方法和理性決策過程“流放到政治經濟學和社會學的邊緣的角落”，影響了城市規劃作用的發揮。

　　在城市規劃實踐中，“物質形體設計”理論仍然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從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復興”的城市設計在城市規劃中的重要性和意義，得到重新定位和認識。大多數規劃師，特別是在城市規劃的“地方”規劃層面上，仍繼續從城市設計質量和美學價值角度來評價開發計劃的優劣。系統和理性的城市規劃在地方城市規劃中雖有一定程度的應用，如對開發方案可能引起的社會和經濟影響的預測等，并且能夠和城市設計有機結合起來，共同發揮作用；但“物質形體設計”的規劃在地方規劃中的主導地位并沒有被系統和理性的城市規劃所取代。在更為全面、戰略層面的結構規劃中，系統理性的城市規劃卻取代了“物質形體設計”規劃理念，系統方法和理性決策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如英國的城市規劃法的修編采用系統方法，總體規劃(Master plan)強調土地使用的分配，而結構規劃(Strueture plan)則將社會、經濟、文化等各個層面引入城市規劃，注重處理城市與區域、城市各個組團間的關系。

　　二、從技術性角色到“管理者”和“聯絡者”：城市規劃從實質性規劃到更為過程性規劃的過渡

　　無論是以傳統的“物質形體設計”理論為主導的城市規劃，還是系統方法、理性決策過程的“科學”城市規劃，都認為城市規劃師必須具有規劃人員必須具備的相關技能和知識。只有這樣，他才能參與到城市規劃業務中去。雖然專業技能也因不同的城市規劃理念而異：傳統基于“設計”思維的城市規劃要求城市規劃師具有基本的美學鑒賞和城市設計能力；而基于系統方法和理性過程理念的“科學”城市規劃，則要求規劃師具備科學系統分析和理性決策能力，但這兩種城市規劃都視城市規劃師為一技術性角色：具備城市規劃所需的認知、判斷力和技能等素質。

　　20世紀60年代，規劃學界同時意識到城市規劃本質上是一個價值判斷、具有濃厚政治色彩的過程，與純粹意義上的科學城市規劃迥然不同。而在價值判斷方面，研究人員、公眾和當權者都不再認為規劃師的分析是真正客觀，不帶價值觀色彩的“純科學”的，規劃師和一切人一樣，并不生活在價值觀的真空里。

　　經歷了60年代的城市規劃，普通人們的價值判斷顯然并不比專業人員“差”多少。因此，一些“激進”的城市規劃學者認為，既然城市規劃是一個充滿價值判斷的政治過程，那么城市規劃根本就沒有必要需要價值判斷和平民不相上下的專門性技術人員。在這個背景下，城市規劃領域的思想體系出現了新的“分裂”。一方面，一些城市規劃學者繼續肯定城市規劃實踐必需規劃人員，而且規劃人員必須具備規劃專業方面的實質性知識和基本素質——城市設計、系統分析能力、城市更新和可持續發展等等；另一方面，如上所述，城市規劃是一個價值判斷的政治過程。許多學者在此基礎上，發展了城市規劃的另一思想流派：盡管規劃師的規劃決策和價值判斷能力并非有高人之處，但是城市規劃師可以協調城市規劃的決策過程，并且在實踐中可以促進實現符合公共利益的目標。

　　20世紀70---80年代以來，城市規劃師注重公眾參與，協調土地開發中不同利益集團的利益關系。此時的規劃師不再僅僅被視為技術性角色，規劃師同時是組織者、說服者、咨詢者。他們尋找解決問題、實現規劃的關鍵人物或關鍵部門，把他們引到討論桌上，組織交流協商，以求公識；同時和相關各方一一溝通，聽取他們的意見，化解矛盾，幫助達成公識。規劃師還要不斷地尋找、發現專家，讓在學術上和政治上有不同傾向的專家發表意見，力求全面反映全社會各個方面的觀點。對規劃師的角色的討論，具有代表性理論的有60年代大維多夫(Davidoff)的“倡導性規劃”，以及最近受哈伯拉馬斯(Haberams)“聯絡行動”(Com—municative action)觀點啟發的“聯絡式規劃”。據此，人際交流和協商能力成為非強制型、‘協調’型的城市規劃的核心，強調規劃師和公眾之間的溝通。在公眾參與的城市規劃里，聯絡式規劃所需要的規劃師是“聽”和“溝通”的技能。

　　將城市規劃師認為是管理者、聯絡者、協調者的角色，這與規劃決策相比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規劃實施的重要性。弗里德曼(J．Fridmann)首先指出了這一點，通過公共決策和政策得出的方案并不能在實際中得到很好的執行。一條重要的原因，是沒有很好的重視這些政策和規劃怎樣才能很好的履行。于是，20世紀70—80年代間，弗里德曼的“行動性規劃”(Action planning)受到一些規劃學者的重視，但該思想仍然認為規劃師應該是一個管理者，“各種網絡締造者”和聯絡者，同時也認為若要成為一個很出色的規劃師，必須具備相關的城市規劃技能以便“能在談判桌前更好的促進城市規劃決策的制定”。

　　三、后現代思想與多無論對城市規劃理論的發展

　　20世紀80年代后期，城市規劃理論的發展形成了一個多元化的局面，其中有60年代萌芽的城市規劃中的后現代主義思想，其占有引人注目的地位，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后現代主義認為，城市是一個由多元空間、多元關系網絡組成的以人為參與主體的多要素復合空間。它決不是現代主義因果關系的直線型思維(即假定事件狀態和最終目標狀態均為已知，然后試圖更好的組織初始狀態向終極狀態轉變，思維方法的基礎是尋找一個規則系統，一套邏輯上嚴格的，能產生滿意甚至最佳結果的規則，是一個封閉的、終極式、“決定論”的過程)所能把握和左右的。后現代主義完全放棄了這種邏輯規劃的目標，而是采用啟發式的探詢過程，將各要素構成的城市看成一個沒有邊際的整體，整個有機體維持著一種動態的自動平衡。這正是亞歷山大所說的“城市就是一個重疊的、模糊的、多元交織起來的統一體”，也是羅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宣稱“雜亂而有活力勝過明確統一”的本意。而雅各布(Jane Jacobs)對城市開發中單一的區劃和“總體”規劃也進行了無情的鞭撻，認為單一的區劃嚴重忽視了城市社會、經濟結構的復雜性、多樣性和城市活力。

　　無論是亞歷山大，文丘里，還是雅各布，與現代主義城市規劃學者如柯布西埃、霍華德等倡導或包含的簡潔、秩序的城市規劃思想相比，一個共同點是追求城市中的“復雜性、多樣性”特征。但這些建筑設計或城市規劃中對“多樣性”的追求，遠遠不能概括后現代主義的全部。后現代主義的城市規劃思想包含更深的內容，其根源可追溯到18世紀的歐洲啟蒙運動。啟蒙運動“世界觀”主要的一點是信奉分析理性和科學理解，這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主要動力。除了“機器美學”(Machine aesthetic)外，現代主義更多的是反映了這種啟蒙運動的世界觀，而后現代主義則就是與這種世界觀針鋒相對的另外一種思想。

　　薩德爾考克(Leonie Sandercock)首先對現代主義城市規劃和后現代主義城市規劃思想進行了比較，認為有兩個很顯著的對比：一個是涉及規劃的本體論基礎，另一個是關于城市規劃的價值或標準理論。現代主義城市規劃思想是“更為理性的作出公共和政治決策”。在這個意義上，現代主義表現出來對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依賴，其規劃知識和技能是基于實證科學，采用數量模型來進行分析；這個“理性——科學”(Rationalist-cum-scientific)的城市規劃思想在規劃實際中一個重要的體現是“自上而下”的決策方式，追尋“總體綜合”的規劃理念。針對現代主義城市規劃思想的“本體論和和標準化”特征，薩德爾考克指出：現代主義對理性模型過度依賴，“手段——目的”(Means·Ends)理性模型有一定的價值，但在城市規劃中更需要、更依賴的是來自于實踐中的智慧，諸如通過說、吟、講故事等表現出來的背景、直覺等知識，“規劃師應該積極的對這些知識廣泛的接觸和學習”。針對城市規劃中的“自上而下”的國家引導方式，薩德爾考克意識到城市規劃不完全是“綜合、整合……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是“協商、政治和集中的城市規劃”，應該轉變為“自上而下的社區規劃”，從以國家的政策導向為主到“以人為中心”為主的城市規劃。這種基于“社區規劃”的后現代主義規劃思想比理性模型的規劃路線，能夠把城市中的多元文化、價值觀等綜合因素考慮進來，并更為行之有效。

　　此外，女權主義、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和人文主義等多種思潮都在城市規劃中發揮著一定的作用，豐富、完善了城市規劃的思想理論體系。

　　四、結語

　　對于戰后城市規劃思想的發展歷程，許多學者認為城市規劃理論本身“支離破碎”為多元甚至是矛盾的不同立場的流派。但實際上該階段的城市規劃的不同理論，與其說是城市規劃自身體系的“分裂”，還不如說是對傳統城市規劃原始、粗放理論的完善。無論從城市環境的復雜性，還是從不同社區價值的多元性角度來看，戰后的城市規劃思想進展都是一個極大的飛躍。

　　我國城市規劃正處于轉型的過渡時期。西方多種思潮對國內規劃理論的沖擊，使整個規劃理論界開始了反思和重新探索。在數學模型基礎上提出的城市系統論，逐步引導整個城市規劃往更加理性、更加科學的方向發展。但同時對城市發展戰略和城市設計的重視，也使整個城市規劃朝著科學和藝術兩個不同的領域方向發展。在實踐中探討城市規劃人員在規劃中的作用，強調公眾的參與，政府的引導和規劃人員的協調作用，是國內規劃理論中“城市管治”的核心，政府的控制行為逐步減弱，更加注重實際中公眾的需求。

　　整個城市規劃界對西方規劃理論的探討和吸收，影響著城市規劃理念的重新調整，形成中國特色的規劃思想，是現今規劃界所追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