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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2日，溫家寶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聽取并審議了發改委關于應對氣候變化工作情況的報告。會議指出，下一階段我國將大力發展綠色經濟，培育以低碳排放為特征的新經濟增長點，開展低碳經濟試點示范。

　　時隔半個月，湖南長沙于8月29日舉辦了長株潭“兩型社會”建設與發展低碳經濟論壇，提出將在長株潭開展低碳經濟城市試點和低碳社區試點。這也是在東北重工業城市吉林成為首個試點示范區之后，我國在低碳經濟領域邁出的又一個重要步伐。

　　事實上在此之前，保定市和上海市已經與世界自然基金會（WWF）合作，于2008年初開始了建設低碳城市的實踐；北京市在奧運會的準備和舉辦期間也均遵循 “綠色”和“低碳”的標準。不可否認的是，在一個全新路線圖的規劃下，中國的低碳城市將會蓬勃發展。

　　意義:低碳示范區堪比經濟特區

　　中國政府首次提出應對氣候變化、發展低碳經濟是在2006年底。當時，科技部、中國氣象局、發改委、原國家環保總局等六部委聯合發布了我國第一部《氣候變化國家評估報告》。

　　2007年9月8日，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15次領導人會議上明確主張：“發展低碳經濟”、研發和推廣 “低碳能源技術”、“增加碳匯”、“促進碳吸收技術發展”。

　　2008年6月27日，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上強調，必須充分認識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性和緊迫性，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全面加強應對氣候變化能力建設。

　　而今年8月份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則將應對氣候變化、發展低碳經濟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和適應氣候變化目標將作為各級政府制定中長期發展戰略和規劃的重要依據，寫入“十二五規劃”。會議還提出開展低碳經濟試點示范；加大資金投入力度，提高應對氣候變化政策措施的實施保障能力。

　　此前，東北重工業老城吉林市成了第一個低碳經濟試點示范的城市。2008年底，英國皇家事務研究所、第三代環境主義、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以及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聯合開展 “低碳經濟方法學及低碳經濟區發展案例研究”，吉林市被列為低碳經濟區案例研究試點城市。該研究項目旨在通過吉林市案例研究，為國家政策制定積累經驗和提供實踐支持。

　　在該研究項目實施以前，上述幾所研究機構曾在2008年初聯合發布的報告中明確向中國和歐盟成員國政府建議：在中國經濟繁榮的東部和欠發達的西部探索建立低碳經濟示范省（區），其意義不亞于當年的經濟特區。

　　標準:低碳城市碳排放該多“低”？

　　在談到低碳城市時，一個需要消除的誤區是：低碳經濟不等于降低居民的生活水平。

　　世界自然基金會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計劃主任楊富強指出，低碳經濟的核心是人與自然的和諧，“它繼承了我們過去的成果，也就是說低碳經濟不會減少社會生產力。歸根到底，它不會降低生活水平，而是通過其他辦法繼續提高我們的生活水平。”

　　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教授莊貴陽對記者表示，低碳經濟是在較高的文明發展水平前提下，碳生產力水平較高，但是人均碳排放水平較低的經濟形態。在這個過程中，能源結構的清潔化、資源稟賦起決定性作用，單位產出所需要的能源消耗將不斷下降。

　　在國際氣候組織中國區總裁吳昌華看來，低碳城市基本上大體包括兩大塊：第一，城市本身是低碳的，城市的規劃、交通、建筑盡量朝低碳的方向發展，城市居民有很深的低碳理念；第二就是需要對產業結構進行調整。

　　然而，究竟多“低”算是“低碳城市”？據透露，這一標準目前仍在討論之中。事實上，“低碳經濟”一詞的概念仍然模糊，而“低碳城市”也在等待一個能耗的標準來進行衡量。

　　莊貴陽介紹說：“單一指標不能衡量低碳經濟的水平，所以要建立一套綜合的指標體系。”中國正在建立的指標體系包括五大類：碳產出指標；低碳消費指標，比如人均碳排放的指標；低碳資源指標；人文發展指標；低碳政策指標，比如是否圍繞低碳立法和企業的政策意識等。莊貴陽表示，希望在明確界定低碳經濟概念的基礎上確定指標體系。

　　不過，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仍在此基礎上設定了低碳城市的衡量指標體系的絕對值。比如，碳產出指標高于北歐5國平均水平為低碳，介于北歐5國平均水平和經合組織平均水平之間為中碳，低于經合組織平均水平為高碳；又比如，低碳資源指標中的可再生能源占一次性能源的比例高于20%為低碳，介于10%到20%之間為中碳，低于10%為高碳等。楊富強認為，這些指標將來可以運用到各個部門和各個城市，然后進行低碳城市的排名。

　　前景:中國城市“低碳”潛力巨大

　　第一個低碳經濟試點示范城市吉林市，按照國際碳生產力指標計算，其2007年的碳生產力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66%，為經合組織國家平均水平的22%，屬于高碳區間。根據低碳城市的衡量指標體系，吉林市人均碳排放量、人均零碳能源消耗量等指標與全國平均水平差距較大，碳排放檢測、統計和監管系統也不盡完善。但吉林市仍不失為一個“低碳”潛力巨大的城市：其森林覆蓋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農業林業資源豐富，水資源擁有量豐富，建筑節能標準執行率也達到了100%，并且有非商品能源發展激勵措施。

　　國外不少城市已經做了很多低碳城市建設的嘗試，而在中國，上海市建立的東灘生態城有望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碳中和區域；此外，河北保定實際上先于吉林市擁有了自己的低碳城市發展規劃，保定在開展試點后制定了明確的建設低碳城市規劃意見，進行“藍天行動”、城市煤改氣、汽車尾氣治理、“碧水計劃”、森林固碳計劃等，目前擁有世界第二、國內唯一的全產業鏈太陽能光伏電池生產企業，國內最大的風電葉片生產企業等。

　　在兩個城市試點的過程中，也發現了推進低碳城市建設的問題和難點。據世界自然基金會氣候變化與能源項目主任陳冬梅向記者介紹，就保定市來說，在一年多的試點過程中，政府的對于低碳經濟的眼界提高了，但部門之間的協調還是暴露出一些問題，“關鍵部門在執行落實低碳政策時還沒有統一的思路。”此外，目前兩市在試點過程中還看不出清晰的減排效果。如何通過發展可再生能源方案建立起量化減排信息并讓公眾獲取和監督，仍舊是一個難點。

　　陳冬梅還介紹說，低碳城市的品牌在保定很受市政府重視，進而自上而下地推行；在上海則不易成為政府統一的政策思路。但在公眾意識方面兩市正好相反。保定市居民比較缺乏低碳方式的生活理念；上海市民則由于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較高，對低碳生活方式了解更多，也更推崇。

　　路徑:建設低碳城市需政府主導

　　根據現有的研究和有限的國內實踐，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效率中心副主任白泉總結出中國實現低碳發展主要有4個途徑：合理的引導消費；優化生產或服務的結構；提高終端部門技術效率；打造一個建設低碳、高效能源工業，加快發展可再生能源。他也強調，在這個過程中還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首先是生活方式轉變的不確定性，其次是科技進步和技術轉移的不確定性，以及低碳資金支持的不確定性。中國在面對這一系列的不確定中，政府的主導作用顯得尤為關鍵和迫切。

　　莊貴陽則認為，從世界范圍來看，世界各地開展的低碳經濟實踐，大都是以自發的、自下而上的方式先行動起來。陳冬梅表示，相較于中國，國外的低碳實踐更多地需要跟基層項目、非政府組織等機構結合，其實也是通過多種手段和途徑在推進。“在中國，前期也是自下而上的路徑。”陳冬梅說，目前中央和國家部委認識到低碳經濟的戰略重要性，政府主導的力量已經開始積極介入和強力推進，并完善對低碳經濟的統一定義和管理。

　　從近期的國家政策和高層表態可以看出，中國發展低碳經濟過程中的政府主導力量正在步步強化：繼吉林市之后，國家計劃接下來在十幾個省市發展低碳經濟的試點示范；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今年8月底在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關于應對氣候變化的工作情況時稱，我國還將試行碳排放強度考核制度。也就是說，今后碳排放指標可能與單位GDP降耗和節能減排一樣，成為地方政府和企業約束性的、硬性考核指標，并定期公布各地考核結果。

　　與此同時，截至2009年7月底，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均已完成省級應對氣候變化方案的編制工作，有相當多的省份已進入組織實施階段。

　　尤其令人鼓舞的是，目前國家還在考慮將發展低碳經濟的內容納入“十二五”規劃中，如果成真，低碳經濟將成為各級政府發展戰略和規劃的重要依據和標準。屆時，中國將涌現出越來越多的低碳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