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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中國“生態文學”的痕跡

　　盡管有些人對“文學是現實人類社會生活的藝術表現”這樣的觀點持有異議，但是，文學對于社會生活的反映，總是伴隨新的社會觀念和行為的改變而在不斷調整的情形還是明顯的。人類社會生活的發展在有力地影響著文學的變化，文學的變化也在不斷適應和促進著人類社會生活的發展。

　　在人們認為自然資源是個無盡的寶藏而不惜付出代價去掠奪開采的時候，人們并沒有意識到要付出怎樣沉重的代價。進入20世紀中期，大自然終于忍受不了沉重的開采負擔，變得脆弱和狂躁起來。全球氣候變暖、冰山融化、臭氧層出現空洞、地球植被嚴重損傷、各種自然災害頻繁發生等。現實的嚴峻局面，終于使人們意識到地球家園存在的危機，發出“人類只有一個地球”的呼喊。隨之而來，一種尊重自然，并努力保護自然資源、生態環境的意識逐漸生成，最后成為一種全球最廣泛的人類共識而得到擁護。

　　中國生態文學也正是在全球共識的大背景下出現的一種從題材對象到內容及觀念價值等都很現實與新穎的文學現象。雖然中國古代有老子“道法自然”的哲學觀點，也有過摯愛山水自然的種種文化藝術表現，但真正意識到任意損毀自然最終會損害人類自身的觀念，還是上個世紀后半期才形成并明確起來的。

　　在我的印象中，出現比較早并在讀者中產生重要影響、可視為“生態文學”作品的是徐剛發表于1988年的《伐木者，醒來！》和岳非丘寫于1988年初的《只有一條長街——為長江母親代寫一份“萬言書”》。前者通過作者在武夷山和天目山等地林區的采訪，親眼看到了肆意濫砍林木、導致自然植被嚴重破壞的情形，呼吁人們放下砍刀，愛護森林，造福現實和后代；后者也是在細致具體的調查采訪后，沉痛地呼吁人們停止污染長江、保護母親河。這兩部作品，都是作家在清醒地意識和自覺狀態下，用保護生態環境的眼光看待人類社會行為和呼吁保護生態環境的報告文學，在最初面世之后，新穎的內容面貌立即引起讀者的高度重視。自此以后，隨著人們生態意識的增強和生態環境狀況的進一步惡化，這樣的創作就迅速地繁榮起來了。

　　隨后，一大批報告文學面世，比如，沙青描繪北京嚴重缺水情形的《北京失去平衡》，何建明報告各地盲目瘋狂開采礦山、破壞生態環境的《共和國告急》，張雅文為一只東北虎被捕殺而沉痛呼吁人們保護野生動物的《放下你的獵槍》，李青松感傷不少野生動物消失情形的《遙遠的虎嘯》和全景報告中國政府實行“退耕還林”的政策、保護修復生態環境重大舉措的《共和國：退耕還林》，徐剛的有感土地沙漠化嚴重情形的《沉淪的國土》、報告大地干涸水資源危機的《江河并非萬古流》，陳桂棣憤怒和傾情呼吁保護淮河水質、珍愛兩岸百姓生命健康的《淮河的警告》，哲夫的長江、黃河、淮河的“生態報告”，李林櫻報告三江源生態環境嚴峻情況的《生存與毀滅》等，這些作品既用驚心動魄的事實報告呼吁保護生態環境、以更多地喚醒人們的生態意識，也鮮明地將“生態文學”的個性特點表現出來，使讀者對其有了理解和接受的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