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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疑，余秋雨是喜愛杭州的。

　　“今天我們在西湖邊上談話，恰巧也碰上了最好的季節，是很風雅的事。”作為享譽中外的文學大師，余秋雨還是有些驚訝，香格里拉宴會廳幾百號座位幾乎座無空席，照相機的閃光燈此起彼伏。

　　近日，余秋雨在杭州香格里拉宴會廳舉辦了一場名為“解讀西溪濕地與人居文化”的演講會，作為中國首創“文化大散文”的余秋雨，對全國各地文化歷史有著頗為深入的研究，而對杭州，卻是另一種癡迷。

　　他曾為這個城市專門寫下一篇題為《杭州的宣言》的歷史散文，文章中，余秋雨引用了馬可波羅的話來表述自己對杭州這座城市的別樣情感——杭州是世界上最美麗華貴之城。

　　這句看似淺顯易懂的話卻在世界文明史上做了一番杰出的貢獻。它的作者馬克·波羅出生在西方最美麗之城——威尼斯，這樣的背景使得它擁有更為充足的說服力；而記載它的《馬克·波羅游記》被放在哥倫布的駕駛臺上，由哥倫布開始，歐洲完成了地理大發現——它竟然就這么堂而皇之地推動了世界的歷史。

　　“杭州是世界上最美麗華貴之城”也被頻繁地頌道在此次演講會間。余秋雨說，他到杭州來最大的享受之一，就是找一個微雨的黃昏，晚春早秋的季節，在蘇堤上獨自行走。“當然，這基于它的原生態之美，西湖的蘇堤旁是沒有碑文、對聯，也沒有匾額、提跋的，沒有文字污染，沒有文本文化對于自然生態的欺凌和傲慢，它只允許人們充分領略它的水光山色、陰晴寒暑。”

　　其實余秋雨想說的是，杭州并沒有雷同于中國其他以“歷史文化”聞名且興起的旅游城市，而是秉承著自蘇軾以來一貫提倡的“自然生態之路”。

　　或許這就是余秋雨寫下《杭州的宣言》的理由，在他游歷過的那么多富含歷史人文氣息的城市中，杭州似乎成為其中最干凈，最原生態的城市，而只有這樣的城市，才能讓一代又一代的文人騷客感懷吟誦，創作出傳世經典。

　　在杭州還有一個地方，符合這種原生態城市風貌的區域，那就是西溪濕地。

　　繁華的杭州城周邊，擁有這樣一個未經雕琢的自然生態之地又有何種意義？余秋雨的回答是：“那使自然與人居的矛盾解除了，生態文化在與人居文化結合，互相提升。”

　　演講會快結束時，余秋雨一遍遍重申他的文化愿景：“再高的文化都是以生態作支撐的，生態文化應該比文本文化更重要些。”

　　余秋雨與中國文化

　　很多人把余秋雨的作品歸類為大眾文化的一部分，因為它們淺顯、規范、感性。但余秋雨卻從不為此煩惱，對于謠言與評論，他有很好的解釋：

　　“這是中國文化的欠缺所造成的，中國文化缺少對言論正確的判斷工序，我們常常陷入對言論真假難定的困境之中。”

　　不管是大眾文化，還是精英文化，余秋雨以他自己特有的精神姿態進入了中國當代散文史，自他起，古物風景、過往人物，不再是漸行漸遠的歷史存在，而是一種存活于當代人思想中的兼具主體性審美化的活物，通俗一點就是，他把歷史寫活了。

　　與他的名作《風雨天一閣》一樣，在講座中，余秋雨結合了現代與歷史，用時差的倒換方式講述自己對文化與中國文化的思考。

　　“文化是一種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它的最后成果是人格。”

　　“中國文化的與眾不同在于，他的禮儀之道、君子之道、中庸之道。”

　　簡單的定義，再用富具戲劇性的歷史史實來證明，詼諧而不造作的語言不時引起了陣陣掌聲，余秋雨確實像傳說中的那樣，是中華文化傳播很好的載體。

　　為了尋找中華文化的靈魂，余秋雨于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辭職遠行，考察并闡釋了大量中華文化的遺跡，就是在這過程中，他創造了“文化大散文”的嶄新文體。

　　“在去伊拉克的考察途中，我看到兩個十歲左右的男孩在街邊拉車，出于對這個民族古老文化的崇敬，我想將手中的兩支筆贈予他們，可他們問我，這是什么？”余秋雨談到了世界四大文明古國的變遷史，其中在伊拉克，他切身感到巴比倫文明的覆滅：

　　“現在的伊拉克人不說他們祖先的話，不寫他們祖先文字，甚至因為戰亂，大部分人民喪失了對文字的識別能力，我在惋惜的同時，卻很慶幸，慶幸我們民族的文化一直一脈相承至今，即便歷經劫難，卻始終被保留傳承下來。”

　　君子與君子的共同居住

　　對于人居文化，余秋雨認為，理想的生活狀況，是君子與君子的共同居住。人居文化的上升空間取決于“君子文化”的存在與否。

　　其實如果經常去聽余秋雨在全國各地的講座的人，就會發現他將中華民族的集體人格定義為“君子人格”的命題由來已久。

　　歐洲著名的文化人類學家榮格曾經說過：文化的最后成果，是人格。余秋雨根據這個原理，推斷出中華文化的最后成果，就是中國人的集體人格。而良好的人居文化，取決于這個民族的集體人格。

　　對“君子之道”的鐘情是有原因的。

　　從孔子開始，雖然“君子”與“小人”的定義還沒有被正式提出，卻已經被當時的文化氛圍悄悄劃出了一條界線，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這條界線也越來越濃郁，越來越決絕。寧肯被說成“壞人”，也不愿意做“小人”的價值取向，在中國人心中被道德的露水滋養地茁壯而結實。

　　“中國文化在集體人格建樹上是成功的，中國文化的一切光明面，其實都是憑借著君子人格傳遞的。”說到君子文化的構成與其歷史背景時，余秋雨不免有些激動，雖然在國際國內有著不可動搖的文化影響力，但與聲名遠揚一同而至的，是沸騰而尖銳的輿論。

　　或許是有著深刻的對“君子之道”的實踐認識，也或許是一種勉己的精神依托，余秋雨不斷地向他的讀者們傳輸“君子人格”的重要意義。

　　“不管世界上哪個地方要傳承中華文化，都應該以精神價值和集體人格為歸結。”

　　“兼愛、仁義、誠信、知恥、禁止傷害和誹謗，這些君子風范，應該成為更多中國人的人生原則和公約。那么，即便背不出《三字經》、寫錯了繁體字，中華文化也會獲得實質性的傳承。”

　　后記

　　在演講會結束之后，很多人問我，余秋雨關于中華文化的講座與西溪，與杭州的房地產有什么關聯？

　　因為這場名為“余秋雨解讀西溪濕地與居住文化”的演講中，余秋雨并未將西溪濕地與居住文化串聯起來，對西溪，他甚至只是草草概過。

　　然而，假如細細品味他在講述過程中所提起的生態文化，就會發現原來余秋雨最欣賞的，便是渾然天成，道法自然之城。在他眼里，杭州就是這樣的城市。而西溪，在夾雜著少量的歷史人文的同時，愈多的便是生態與自然。

　　因此，如何結合原生態的自然環境，給人居以更深遠、優美的意境，是包括西溪玫瑰在內的所有在西溪濕地探索并履行實踐的開發者們所需要共同思考的；而突破傳統中國文化中的弊端，即改良公共場所道德規范的欠缺，則責無旁貸地落入了當下城市建設者們的手中。

　　我們期望，未來西溪的居住者們，在幸運地擁有“西溪濕地”作為自家的宅院的同時，他們也學會感觸、體驗、思考，他們可以不必吟誦風雅，但他們博學好問，并將文明禮儀履行在生活的每一處，以人居與自然的互相感動與融合，開始另一種更為詩化的生存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