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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德國藝術家克雷門斯·馮·魏德邁爾和他的法國同伴瑪雅·施韋策爾去中國，希望在中國拔地而起的大城市里，找到1927年流行世界的電影《大都會》(Metropolis)反映的城市化的歷史對照。今年3月，法蘭克福藝術協會將以他們的紀錄片為內容，開辦“大都會中國版”的展覽會。兩位歐洲藝術家始料未及的是：在中國，一場關于城市病的討論正方興未艾。

　　魏德邁爾回憶他和他的藝術同伴抵達上海的那一刻，他說：“我們抵達上海時是晚上，一片燈火通明；到處是霓虹燈廣告，很亮；很讓我們想起當年的紐約。所不同的只是：我們見到的是還在建設中的城市。到處是工地。在我們附近，到處都可以走訪街上的建筑工人。那時，舊的已消逝，新的尚未建立。”

　　但就在魏德邁爾浪漫地回憶上海夜景的印象時，中國媒體中卻出現了接連披露“現代城市病”的報道：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或廣州人滿為患，車滿為患。北上廣三個城市的人口均超過1000萬，而城市居民根據腰包，被分割得越來越清晰，界限也越來越不可逾越。

　　這些被稱為“城市病”的現象，在德國波恩國際發展政策研究中心專家多麗斯·菲舍爾女士看來，至少從國際發展的角度上看，并非歷史的必然：“中國城市大多極力模仿美國模式，中國的建筑師，但凡和城市發展有關系的人，都唯美國馬首是瞻。這一點你不僅可以在城市形象中看到，甚至也可以從一個城市的交通組織方式中看得出來。比方說中國城市小區到處都是圍墻，到處都有人站崗，你去看看美國的城市，也是這樣，只不過遠遠沒有這么過分。”

　　對照中國現在對城市病的討論，德國的藝術家和研究中國問題的科學家在一點上高度一致，那就是城市因其居民的收入，被分割，彼此老死不相往來。魏德邁爾在他的紀錄片中，盛贊了中國城市化的快速進步，但他同時指出：

　　“以錢劃線，形成富裕的中產階級社區、富人市區，這在反映紐約歷史的《大都會》影片中也有突出表現。以錢劃線，而后豎立高墻，畫地為牢，無論在哪里，就算是在西方，我們也不認為這是積極正面的發展。”

　　中國互聯網上，中產階級有關城市病的討論中，很少有人對城市分裂過程中貧富分裂、陣線分明這一點并沒有刨根溯源，大概因為討論者自己就置身這樣的分裂當中。菲舍爾女士對照德國現代化過程中城市發展歷史，提出了一個值得思考的視角：

　　“我認為，德國在城市化過程中，保持了相對意義上發展和人們收入上的均衡，這是導致德國城市病不嚴重的重要原因之一。德國城市規劃非常嚴格，任何城市政府都不得隨意指定地皮，批給什么人開發房地產。但在中國，起碼一段時間里是這樣：只要有人肯投資，他看中了那塊地，大概只需走一走建筑設計上的形式，只需搞到這樣那樣的條子，就搞掂。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城市規劃，那是很后來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