額爾金之火

《看歷史》本刊記者┃劉永峰

1860年，10月13日。又一年秋天，肅殺的氣息，開始籠罩著大清的皇都。天底下，北京的城墻依然巍峨氣派，但是人們知道，它正面臨著傾覆的憂患。

自英法軍隊在八里橋大勝清軍、咸豐皇帝聞訊出逃以來，北京已是一連多日城門緊閉。城外70米處，法軍的四門加農炮，炮口冷靜地對著這座大清皇帝遺棄的都城。而城北約250米處，英軍的大炮也對城墻虎視眈眈。聯軍已用非常蹩腳的中文通告全城，若13日中午清政府依然不肯簽署和約，那么武力攻城將不可避免。

將近正午的時候，在北城墻的安定門，慢慢打開了一道縫隙。“因為戰敗而沮喪，因為圓明園被搶劫而嚇破了膽”的清政府，剛剛許諾將此門讓出，英國人拿皮耳將軍便率領200名英國士兵小分隊，搶先一步進入城內，在《上帝保佑女王》的樂曲聲中，將英國的國旗懸掛在一根高高的旗桿上。一刻鐘后，隨后而至的法軍，也使國旗飄揚在了北京的城頭。

就這樣，不費一槍一炮，英法聯軍“攻破”了這座由“土石筑成的龐然大物”。一位隨軍記者寫道：“大清帝國的首都北京已經被英法聯軍占領，而人們吹噓的這座天國帝都，以及這座皇城永遠不可攻破的神話破滅了。”（鄭曦原編《帝國的回憶》）

至此，在軍事上，這支涉洋遠征的幾千人馬的隊伍，已經取得了最好的結果。然而，武力上優勢的局面，卻依然令這次“遠征”看上去前途暗淡。他們勞師遠征，本為覲見皇帝、簽署條約而來，但此時咸豐卻已遠走承德，留在京城負責外交談判的恭親王卻遲遲不肯露面。而此前，在天津、通州，兩次與清廷和談破裂的經歷，都令人對未來外交的形勢難存樂觀的打算。

當大清朝最堅不可摧的一座城池也被輕而易舉地占據以后，英法兩國發現，真正阻礙簽約進展的屏障并不是城墻，而是清朝不肯放下的“顏面”。

“天朝”的顏面

1860年，直到歐洲人的軍隊兵臨城下的時候，大清帝國依然在“天朝”的幻想里沉浸癡迷。“天朝”之外，皆為蠻夷，海外番國，均系臣屬。中華帝國高高在上，中國的皇帝則自比天下君王之主，各番邦首領在他面前，都要俯首稱臣。覲見“天朝”皇帝時，不僅言談舉止，而且行為辭令，都必須按照嚴格的禮儀規定行叩拜大禮，以表示自己的“卑下和謙恭”。

正如法國人布立塞在《1860：圓明園大劫難》一書的序言中所說：“中國的當政者，深信其數千年文明及文化的優勢，他們自認是天底下唯一的文明。由于對現代世界的變化知之甚少，他們的思想依然停留在這點上：他們確信中華帝國是世界中心和天下主宰。他們蔑視西方人，將本國的眾多禍患歸罪于洋夷，他們對西方肆意強加的產品與技術不感興趣。北京的朝廷夢想保持一個不受任何外來影響的帝國，因為凡是外來的，都是有害的、致命的。”

因而，1860年，當英法兩國遠道而來，提出開放貿易、覲見皇帝、建交外交關系，并在京城派駐使館等一些要求時，他們發現，大清帝國對他們簡直沒有一絲無好感。“天朝”認為，歷來只有貢使才有資格進京面圣，而且在大清過往近200年的歷史上，只有當朝廷盛典或皇帝開恩的年份，外國的使臣才被允許短期地進京。而英法這些外夷竟要在“天朝”的皇都中派駐大使，簡直是異想天開。這是“天朝”不易的規矩，破壞這一規矩，咸豐皇帝將無法向列祖列宗交代。

若英法使團必欲進京，則在儀式上務必服從清政府的安排，這是關系到“天朝”臉面的問題。在天津，就是這一問題上的分歧，成為和談破裂的導火索。諸條款協商完畢后，赴京換文的儀仗隊人數成了雙方爭執的最大問題，欽差們表示，過大的儀仗隊將是對皇帝威嚴的損害，容易被誤解為是向武力讓步。在通州，又一輪的談判，跪拜的問題再次使談判陷入僵局，中方表示，除公使見皇帝必須跪拜外，其他條件皆可讓步，而英法談判代表巴夏禮則始終堅持“要面見大皇帝，親遞國書，立而不跪”（王道成《北京學研究文集》）。

在西方人面前，為了維護天朝皇帝至高無上的威嚴，這已不是第一次在“叩拜”問題上產生沖突了。早在67年前，準備前來與清朝建交的英使馬戛爾尼，就是在跪拜的禮節上得罪了“天朝”。乾隆皇帝降旨，終止英使的活動，并且在給英王的敕諭中，傲慢地寫道：“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爾國僻居荒遠，間隔重瀛，與天朝體制原未諳悉，是以命大臣等詳加開導，遣令回國。”又1816年，英使阿美士德因拒絕叩拜，也被嘉慶皇帝趕回國去。嘉慶同樣以生硬的言辭致書英王：“但能傾心效順，不必歲時來朝，始稱向化也。”一直到后來，在這類的事件里，大清朝都以天生的優越感，一次次傲慢地羞辱著西方來的使者。

如果說，之前西方人還可以對清朝的傲慢忍氣吞聲的話，那么這時，他們，尤其是英國人，與天朝打交道更喜歡用強硬的方式了。工業革命以來，英國開始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至19世紀60年代，英國進入了發展的黃金時代，它已是世界的貿易中心和金融中心，并且，一個盛極一時的，勢力遍布五個大洲的“日不落帝國”，也正在崛起。

伴隨著國力的強盛，英國人的優越感也日益強烈。他們相信對任何地區而言，自己都擁有絕對的優勢：軍事上自不必說，更重要的是思想意識上的優勢，即白種人、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優勢。“中國人將他們稱為‘蠻夷’，他們感到好笑。他們滿腦子殖民思想，有些人的身上還表現得特別強烈，不可一世。……他們同中國人打交道，光憑威脅、大棒政策和訴諸武力。”（布立塞：《1860：圓明園大劫難》）

于是，當不可一世的西方人，被同樣傲慢的“天朝”的欽差們告知，面見皇帝還要叩頭時，他們簡直怒不可遏。在西方，這是“自由臣民”的尊嚴與榮譽所不能容忍的。正如1859年，美國公使華若翰被告知須行“叩頭”之禮，才可覲見中國皇帝時，他的強烈抗議：即使在本國總統面前，也絕不跪拜，男人只是在“上帝和女性面前”，才肯屈下雙膝！

9月6日，天津和談破裂后，英國大使額爾金勛爵在寫給妻子的信函中，就忿忿地說：“我又要開戰了！愚蠢的中國人明目張膽地弄虛作假，這正好給我一個統領大軍長驅直入北京的絕佳借口。”他說，中國人如此不恭，他決定斷絕和談，立即向北京進軍，不再以和平的方式，而是以戰爭的方式。

火燒圓明園

和談無效后，清廷扣押了前來談判的英法使節，作為人質，以逼迫聯軍退兵，并命僧格林沁率2萬名蒙古勇士，于八里橋一帶阻擊聯軍。

額爾金和他的同伴們，則帶軍一路北上。9月21日，與清軍在八里橋相遇，僧格林沁潰敗而退；10月6日，占領圓明園，洗劫兩日；10月13日，占領北京。

11月，是聯軍很早就已預定的撤軍日期，在一個遙遠而又陌生的地方去面對嚴寒，對“遠征”來說將是災難性的后果。1812年，拿破侖在莫斯科的潰敗就是極好的例子。此時的北京，“人們已感到了冬天的預兆，遠處的山巒已有白雪 (微博)蓋頂，北風吹得一陣冷似一陣。”（布立塞《1860：圓明園大劫難》）冬天來臨前，留給簽約的時間已所剩無幾。若暫時撤退，明春再來，則意味著清朝又一次拖延外交的勝利，而英法兩國將會遭到整個西方的恥笑。

但這個時侯，中國的外交官卻偏偏蹤跡全無，據說恭親王此時已“惶惶然夜無定所”。一位以撰寫赴蒙古、中國傳教傳記聞名的神甫這樣寫道：“連最沒有洞察力的人都看得很清楚，清政府的做法旨在使歐洲人失去興趣，最后與他們斷絕往來。”

額爾金對于簽約志在必得。清廷有些“無賴”的做法，只會為他們又添加一條新的罪狀。在額爾金大使看來，對于這個傲慢、排外、對外部世界一無所知，又不講道理的朝廷，僅僅靠炫耀武力已不足以解決問題，只有在精神上擊潰它，“天朝”才會乖乖就范。他希望有一種報復的效果，“必須能夠留下一個長久性的印記”。

圓明園，至此已有150年的歷史，它始建自康熙年間，后經雍正不斷擴建營造，并在乾隆晚年達到了其輝煌的全盛時期。這個與大清皇帝最為緊密的一處所在，同時也是一個脫胎于大清盛世的產物。反過來，它又以其無與倫比的壯麗、華美、奢華，以及建筑藝術上集大成的成就，作了那個輝煌盛世的傳世符號。

恰恰是這個符號，在額爾金面前是虛偽的、刺眼的，“天朝”所有的輝煌繁盛都已是一去不返的時代，它空余的炫目便成了虛榮傲慢、妄自尊大的象征。額爾金要打破“天朝”皇帝自以為是優越心理，圓明園無疑是最為適合的報復對象。

10月18至19日，是圓明園被大火焚毀的日子。一位軍官這樣描述當時濃煙蔽日的情景：“連續兩個整天，濃煙形成的黑云一直漂浮在昔日繁華富麗之鄉的上空。……在這兩天里，營地和圓明園之間，日光被天空的濃云所籠罩，仿佛一場持久的日食一般。”那片火海中，不僅是圓明園，廣布在海淀的三山五園中的圓明三園（圓明園、長春園、綺春園）和三山（香山、玉泉山、萬壽山），都是聯軍想要實施報復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