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家仇到國恨

《看歷史》 文┃何書彬 王磊石

昔日帝國的榮耀，淪為皇室的瘡疤。而在隨后百余年間，它喚醒了士大夫的家國之痛，革新人士的國家之恥，知識精英的文化自豪，成為“中國近代史上一傷心之遺跡”。

當英法聯軍焚毀圓明園的消息傳到遠在熱河的咸豐皇帝耳中時，年輕的他立刻吐血倒地(汪榮祖《追尋失落的圓明園》)。沒過多久，他就在熱河行宮駕崩了，時年僅31歲。

如果說焚毀圓明園是為了懲罰皇帝的話，那么額爾金的目的達到了。但是讓他沒有預料到的是，隨著時間的流逝，火燒圓明園越來越成為一個極富象征意義的事件。

感到被傷害的不僅僅是皇帝一個人。依照法國觀察家伯納·布立賽的話來講“他們（英法聯軍）傷害的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情感。”

■ 皇帝的家仇

凡是看過圓明園被焚景象的人，都將對那一幕終身不忘。

英軍的吳士禮中校在他的戰地日記中描述了那濃煙蔽日的情景：“連續兩個整天，濃煙形成的黑云一直飄浮在昔日繁華富麗之鄉的上空。西北方向吹來的輕風，將這濃密的黑云刮到我們的營地上空，繼而推進到整個北京城。盡管都城與圓明園相距甚遠，但濃煙帶來大量熾熱的余燼，一浪接一浪地涌來，落在大街小巷，無聲地述說和揭露皇家宮苑所遭受的毀滅與懲罰。在這兩天里，營地和圓明園之間，日光被上空的濃云所籠罩，仿佛一場持久的日食一般。周圍的地區也是一片昏暗。”

這情景在英法聯軍的翻譯官郇和的記錄里得到印證：“一根又黑又長的巨大煙柱直插藍天，表明行動已經開始。隨著時間的推移，煙柱不斷擴展、變厚，越來越濃，給北京城罩上一層黑云，仿佛一場暴風雨即將來臨。”

這一幕讓郇和感到“暗暗的高興”，因為此舉有效地報復了皇帝，同時他也為“如此華美的建筑被毀滅而深感痛心。”

恭親王奕■和一批中國官員在一起，在一座小山丘上看到了濃煙從圓明園的上空四處飄散，當得知圓明園幾乎已被全面破壞時，他悲痛不已，其他所有在場的人也都傷心地哭了。

隨后恭親王把情況報告給正在熱河避難的咸豐皇帝：“臣等登高了望，見火光至今未息，痛心慘目，所不忍言！”

咸豐閱畢，批了四個字：“曷勝憤怒！”不久后，他在郁郁寡歡中死去。臨終之時，對圓明園念念不忘的他親自把同道堂印璽交給兩宮太后和年幼的皇太子，同道堂是咸豐皇帝在圓明園進用最后一道晚膳的地方，他用這樣的方式，提醒他身后的皇族也不要忘記了圓明園。

1860年的慈禧太后還是一名年輕婦人。學者林語堂認為，正是這一場變故，讓慈禧太后終生對西方人異常痛恨。

1869年，深受慈禧寵信的太監安德海知道她一直想回到圓明園，就授意御史德泰奏請重修圓明園。因為工程耗費極大，安德海又指示內務府庫守貴祥擬出籌款章程，“請于京外各地方，按戶、按畝，按村鱗次收捐。”

此議一出便遭到親身經歷過英法聯軍之役的奕■等人的極力反對，認為此舉將“動搖邦本”。德泰、貴祥被革職發配到黑龍江為奴，修園的動議被擱置。

在咸豐之后繼位的同治皇帝對修復圓明園也一直念念不忘。1873年11月17日，同治皇帝“親政”才半年，就下達了修園上諭。他說，圓明園是他的“列祖列宗”居住、處理朝政的地方，如今舊制不能恢復，兩宮皇太后也不能在圓明園頤養天年讓他非常不安，希望全國上下的大小官員都來“量力捐修”。

1874年3月7日，圓明園修復工程開始了。但是此時顯然并非一個好時機，法國正在加緊侵略越南，日本發動了侵略臺灣的戰爭，新疆爆發了阿古柏叛亂。在奕■、李鴻章等人反對下，修園工程再一次不了了之。

■ 民眾的國恥

被焚17年后，1877年，旅行家和攝影家湯姆遜在他出版的一本書中，寫到不再修復的圓明園呈現出的殘敗景象：“我們一走進圓明園，一大片荒涼破敗的廢墟就映入眼簾。昔日裝點著中國最壯麗景觀的一塊塊大理石，一座座雕塑，如今倒臥在荒草叢中，瓦礫堆上。”

官方對圓明園棄而不顧，這片廢墟和流離國外的皇室珍寶成了國人吊古傷懷之地。1871年的晚春，學者兼詩人王■運和朋友一起憑吊了圓明園、清漪園等殘跡。后來他的《圓明園詞》中寫到，呈現在他面前的荒殘景象讓他想到國運的艱危與“中興”的艱難。徐樹鈞在為《圓明園詞》做序時則說，他每次看到圓明園的廢墟，就“惻然不敢過也。”

不僅僅是王■運，當更多的社會精英逐漸走出國門，看到西方博物館中一批一批圓明園文物時，觸動了對國難國運的傷痛及反思。

1890年，出使英法意比四國的薛福成在巴黎的東方博物院看到了圓明園里的玉璽,“有圓明園玉印二方。一曰‘保合太和’，青玉方印，稍大。一曰‘圓明園印’，白玉方印，稍小。”他對這次邂逅印象深刻，特地記在了日記里。

而康有為在游歷法國時，先后在兩個博物館看到大量來自圓明園和紫禁城的珍寶，其中有多款玉璽。康有為“睹璽凄然”，很自然地，他把圓明園的遭遇和國家的命運聯系了起來。在隨后寫下的詩文《巴黎觀睹“圓明春山”玉璽思舊游感賦》里，他想到極盛時期的圓明園，并夢想著有一天能恢復圓明園的榮耀。

1903年，梁啟超也在紐約博物院看到了圓明園里的鐘表、玉雕、金雕、瓷器等數百件物品，感到非常“汗顏”。

戊戌變法的失敗以及圓明園文物的流失，讓梁啟超深刻地體會到中國之所以遭此國難而無人深省的緣由，就在于中國長期以來只知將國與家并列，而不知將國與民并提。因此當發生國難時，民眾只當成是皇帝的家事，而并不能引起廣泛的共鳴。“中國人不知有國民也，數千年來通行之語，只有以國家兩字并稱者，未聞以國民兩字并稱者……國民也，以國為人民公產之稱也。”而要改變這種狀況，只能是還權于民，“以一國之民，治一國之事，定一國之法，謀一國之利，捍一國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國不可得而亡。”

也就是在此前后，一份名為《國民報》的雜志在日本創刊，創辦者中國留學生秦力生開宗明義寫道，“中國之無國民也久矣，馴伏于二千年專制體制之下，習為奴隸。始而放棄人權，繼而自忘其國土，終乃地割國危……”

正是在這些知識精英的大力鼓吹下，一股推動民權，關心國運的風潮開始興起。圓明園被納入“國家之恥”的視野之中。而在民權之風日熾的時代大潮中，越來越多的人站在國家和民族的角度來抒發對圓明園的感傷之情。

1915年，《民權素》第十二集發表了署名“壽■”的圓明園游記，作者在圓明園“凄愴傷懷不能自已”，但是他哀的不是“一姓之興亡”，已是“國勢之不兢，國恥之不雪”。